，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到《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邱行湘在得知黄维遭打、陈长捷买书的新闻后，不觉连连摇头。他认为前者过于“现实”，而后者又过于“浪漫”。在固有的人伦规范已经解体的时候，现实变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时候，浪漫等于空虚。他认为黄维与陈长捷的不同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在于对生活过于认真。认真是好的，邱行湘从来不反对认真。他对他的老上司黄维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黄维任六十七师师长、他任该师副旅长兼团长的时候，师部有四十多万元公积金，是抗战转移时由黄维一手积累的，黄维升任本军（十八军）的军长后，完全有权带走，可是黄维一文不拿，实在难得。以致成为陈诚军事集团上层经久不衰的佳话。而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朋友，在重兵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亦算刚烈之士。可是，邱行湘继续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努力，现在看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过去好孬不是吃闲饭的人，但是天下有谁对他们负过责任呢？现在作为败将，当然更没有二话可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向谁负责任呢！
《内经》云：“怒伤肝，悲损肺。”邱行湘既不愿像黄维那棒伤肝，也不愿意像陈长捷那样损肺。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漠然无声，超脱物外，其间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过且过。
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并不是这样容易割断的，体力劳动现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个性。学习于他来说，像被俘虏一样难受，劳动于他来说，却像打仗一样痛快。尽管邱行湘把他个人的劳动称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用汗水来润滑生命的机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织布厂里织过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线和希望的金线交织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过黄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维的豆浆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上，意识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可是对于邱行湘来说，周而复始的旋转，只能对他的身躯产生意义。因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说，战犯管理处有意让从事劳作的战犯们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赔本生意，这里生产的香烟即令降价一半也卖不出去。于是，他的军人的气质里，又产生了一点商人的心计，他和他们现在热衷于干一件赚钱的活路——种蔬菜。而这个第三者——哪怕是一个萝卜——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样，堵截他和他们来自两个战场的意识的合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4）
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共产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一九三○年十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八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共产党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民族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共产党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共产党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共产党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决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民主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大骂民主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共产党发明的 “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共产党自身、共产党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民主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 补出一句：“毛泽东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六章 高墙内外（1）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朝鲜南北线视察归去不几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联邦、新西兰、南非联邦、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希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共计十七个国家和南朝鲜伪军所组成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开始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这是一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世注目的、关系到世界局势的重大战争。关于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人们如何从人力、物力支援抗美援朝的场面，早有过许多感人的报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功德林的高墙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正在伏案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文强，接过了每日按时送进胡同里的《人民日报》。他摊开报纸，像往日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标题之间浏览。现在，他的目光与“美军仁川登陆”的粗体字刚刚相触，便立即迸出五彩的火花。他揉了揉眼睛，认定粗体字还在，激动得双手发颤，鼻尖发酸。他把刚刚汲满墨水的钢笔重重地拧紧，把尚未打上句号的交代材料轻轻地推开，然后站起身，迈着方步，踱到窗前。
文强究竟着了什么迷？为了不使我们的揣测产生错误，还是请文强转过身来，自己告诉读者吧。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我想这一天我们等到了。”
“我在想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稳。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
“我认为，共产党统治、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正在这样想，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当天晚上，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一挥而就，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功德林里已经公开露面的两个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将领，也几乎全部是战场上俘虏来的。纵然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完全一样，但是思想基础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文强的内心世界仅仅具有典型性而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们不妨去倾听一位功德林的未来的客人的高论。
关押在天津公安局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曾在美国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他效法美国的办法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筹办“国防研究院”，蒋介石自兼院长，实际工作由杜建时负责。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泰国、缅甸），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美、英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派杜建时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杜建时对美国的了解，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要深刻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建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享有“美国通”的声望。但是作为杜建时本人，他还要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研究，来下朝鲜战争前景的断言。
杜建时曾在解放军总攻天津开始时，率亲随数人到中原公司（今天津百货大楼）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全盘情况。通过他对环城碉堡主阵地地带，特别是对东北和西门监狱南运河地区的实战观察，尽管他料到天津失守已成定局，但是他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仍相当有限，如果不是特别有限的话。因此，他在天津公安局的高墙内，对朝鲜战争的估计，是带有赌博性的：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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