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因为这几句话怎么样的。再说我只是随便说说的，确实不见的对。”
“真的对不起你。”陈爱兰喃喃地说。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范建国笑呵呵地顶上新锉好的锯条出了门。
尽管范建国知道他那些为麻雀喊冤的话还不至于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也知道难免不被人小题大作批上一通的。与他接触过几次的厂长李宪平虽然是个有些水平的领导，但其他领导就难说了。总之挨批的准备是要有的。他后悔不该乱发那番议论，怪自己好为人师。但说不清为什么，内心之中又有几许满足，陈爱兰那满含歉意的眼神挥之不去，里边似乎有他难以看清的东西。使他能看清的是她的单纯和善良。
自从他被打入另册，和他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便与之分了手。从此，他开始变得有些鄙视异性，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但在陈爱兰的身上，他却看到了女人更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善良。虽然她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远远比不上他女友的学识和风度，但她的心清澈见底。陈爱兰算不上很漂亮，但却能令人信赖，待人真诚。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使他懂得了真诚的价值，善良的宝贵。
范建国一人上好了锯条，锯台上仍空无一人。他正站在那里发呆，被人喊进了休息室。
小屋内烟雾腾腾，人们七嘴八舌正在议论后天的大行动。刚刚开会回来的班长王河冲他嚷道：“我说大个儿，后天的事你可要露一手。到时候咱们班至少要交上一百只死麻雀，你点子多，看有没有什么好招？”
范建国为难地抓了抓头皮，又摇了摇头。
“会不会做弹弓子？”王河问。
范建国点了点头。
“这就行。抓紧时间做几个。”王河说着又冲大伙儿说，“不会玩弹弓的就上树掏，不会上树的准备竹杆子绑上红布轰，不能让它们落脚，累也要把它们累死！”他扬了扬手里刚发下来的材料说，“下班开会时我再详细传达。这轰、打、毒、掏，里边的学问不小，让我背可背不下来。现在先干活去！有一条我可要提醒大家，后天一早五点钟以前到厂集合，别睡懒觉把正事忘了！”
爱说脏话的路富友含着坏笑接话说，哥儿几个，把该办的正事今晚都提前办了，别让班长到时候着急。全福后天是不是带着你媳妇一块来？她平日里“掏家雀儿”可是一绝，这时候还不让你媳妇露一手！
一番话引得众人大笑。全福回敬了几句脏话，有些不大情愿地说，五点钟天可没大亮呢！这黑灯瞎火的登高上房，摔个胳膊断腿折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真要小心点儿。
路富友听了骂道，你小子真他妈的一个丧喇叭！你盼点儿好行不？回头别人都没事，就让你小子把雀儿子摔掉了，让你媳妇急死！
两人对着说开了脏话，逗得人们一通笑。王河轰着大伙儿出了休息室。
闹钟出了毛病，范建国被操场传来的鼓声惊醒时，离集合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他拉开灯一阵忙乱，冲着仍在蒙头大睡的孙广财喊了两声。昨晚上这家伙又喝醉了酒。
孙广财不情愿地掀开被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老大的不高兴。他是厂里的车把式，整天赶着一辆驴车在厂内来来往往地运送木材，养成了驴一般的脾气。因他生得黑，心也黑，背后人们全叫他“黑驴”。这间宿舍原来住着四个人，那两个因受不了他的气挤到别屋住去了，只剩下了范建国。孙广财怕全走了没人打水，生炉子，对范建国的态度才收敛了一些。这小子未成年时就因强奸幼女被劳教了三年，解除劳教后在家闲逛了两年，头年才托关系进了这个厂。
孙广财骂了几句又钻进了被窝，他冲着要出门的范建国说，见了我们头儿郭胖子给我请个假，就说我肚子疼，得多睡会儿。说完又蒙头睡去。
范建国带上头天准备的竹杆，弹弓子赶到操场时，那里早已黑压压挤满了人。无数的竹杆上绑着各色的布条在空中晃动，远远望去就像送葬的灵幡在晃动。不少住厂的职工手里拿的是脸盆和自制的鼓槌。担当主力的是一面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鼓，几个性急的鼓手时而轻轻敲打几下，那鼓声在黎明中透着清脆。因天色尚早，这鼓声似乎并没吵了鸟儿们的好觉，大限将至，鸟儿们仍浑浑噩噩，还在甜睡。
清晨五时整，广播电台里传出了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发布的动员令，全市三百万军民齐参战的麻雀剿灭战终于开始了。
早已等急的鼓手们开始擂鼓助战，十几个脸盆也跟着“乒乒乓乓”乱响一气，震天的鼓声与远处传来的鼓乐，鞭炮和人们的呐喊声连成了一片，如排山倒海之势。厂长李宪平扯着嗓门喊了几声，“大家要注意安全！”但很快就被震耳的鼓声淹没了。
曙光厂内的树不多，王河的这个班组没有轮到上树掏鸟窝的份。上边发下来的毒饵因数量太少，也没分到他这个班。好在二号锯台的天棚下边有两个鸟窝，王河亲自带人上去掏了，一举摔死了八只麻雀。天还没亮，麻雀还在窝里，手电筒一照，手一伸就抓到了手里，除了惊飞了一只，其余的全被剪掉了翅膀摔死在地上。王河小时候就掏过鸟窝，有这个经验，几分钟就解决了。
王河让范建国带着两个新来的人上了车间的天棚。他紧督着其余的人分别占领了他们车间管片内的几个制高点后，自己则带着路富友到锯台远处的旮旯去下毒饵。路富友是趁乱偷了两小包毒饵，喜得王河像得了宝，他天性争强好胜，事事不想落在别人后面。他知道上面是要统计战果的。
东方的天际已开始放明，只是由于云层太厚，天明来得过于迟疑。
范建国登上了棚顶，做了几个深呼吸又小心翼翼地活动了几下腰腿。他没有理会那两个陌生的同伴，那两个也没有主动与他搭话的意思，一人举着一根绑着布招子的竹杆远远站在一边，范建国看不清他们的脸，远远看上去就如同是两尊苏武牧羊的石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脚踏在瓦上“吱吱呀呀”作响，使人心悸。又兼棚顶上带有明显的坡度，人站在上边不动也会有几分胆怯。
范建国闹不清他们的身份，但细细品味着王河刚才交待的口气，分明是让那两个人听他的指挥。他还会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以此推测那两个人的身份肯定高不了。那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分明象个学生，宽大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滑稽。那个年岁大些的一看就是知识分子，那人像有满腹的心事，并不时地偷着朝他这边打量。
曙光木材厂占地很大，但建筑物却不多，更没有高大的建筑。东边挨着铁道的是材料场，那里堆积着一堆堆小山似的圆木。厂的西边是两个生产车间，除了生产可拆卸的活动房，便是为水泵厂加工的外包装。南边便是两台加工圆木的制材车间，对面则是食堂和那一排办公用房。几排职工宿舍在厂内的东北角。厂里的职工大半是一工一农的结构，家属在农村的居多，平日住厂的不少。
厂的西邻是铝制品加工厂，整日“叮当，叮当”的冲床声。东边隔着铁道的是个建材仓库，堆积的是些水泥制品，整日里有车辆出出进进。厂的后边便是大片的农田，据说还是个比较富的生产队。厂门的前面是一条引水渠，水面很宽，水流很急。过了桥便是公路。跑这趟线的郊区车特为这两个厂设了一个站，站名就叫曙光厂。
天已亮了半边天，但注定是阴天，没有一丝阳光能挤出那厚厚的云层。这或许是天公对难以数计的小生灵面临的灭顶之灾仅能表达的一点点哀思。
锣鼓声下人们的呐喊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惊恐的鸟儿开始四下乱窜，无处落脚。远处的庄稼地里除了有社员们在摇旗呐喊，地里还树起了无数的稻草人，大概鸟儿们在此时此刻才知道将面临灭顶之灾，没命地到处乱窜一气。厂内有数的几条电线上成了鸟儿能落脚喘气的地方，但很快就被气枪，弹弓击落了几只，吓得又奔命去了。
有一两粒雨点落在了范建国的脸上，更激起了他内心的感慨，他觉得天公为这些小生灵表达不平的方式是那样的无力，为什么不来一场倾盆大雨呢？他虽然深知即使下一场大雨也无法改变鸟儿灭门九族的命运，还是企盼着能有一场大雨快些到来，哪怕那只是天公大哭一场也好。
“大个儿，别净站在上边瞎喊！弹弓子呢？”王河在下面冲范建国吼起来，又指了指离他不远的电线上的麻雀。显然他是有些不大满意。
范建国的弹弓很快惊飞了那只鸟。
此时，从厂办公室的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随之便是人们的欢呼喝彩声。那枪声在阴霾的空中是那样的刺耳，久久在耳边回荡。
“现在广播一号战报，现在广播一号战报……”大喇叭里的广播将嘈杂之声压了下来，接着便是女广播员激动人心的语调，“经过全厂职工近一个小时的奋战，全厂捕灭的麻雀总数已超过二百只！厂长李宪平同志不愧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神枪手，刚刚用七发子弹击落了空中五只正在逃窜的麻雀，极大的激发了全厂职工的斗志！……”
范建国听得出来，那是陈爱兰的声音。令他想不到的是李宪平能有这样的好枪法。他随之由那些麻雀的命运又想到了自己，他那些为麻雀叫冤的言论已传到了厂领导的耳朵里，李宪平已提到要找他。虽然他对这位厂长的印象不错，但挨批怕是躲不过的。不由他有些后悔，不该对陈爱兰乱发议论，一激动就忘了厉害，忘掉了惨痛的教训。
“师傅，咱们要在这上面吆喝到什么时候？”那个年岁大些的主动凑过来与范建国搭话。
范建国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那是一张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那神情也是那个群体所特有的，谦恭中暗含着清高，困惑中潜藏着无奈。
“您贵姓？您是新调来的？”范建国没有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是急于想印证自己的猜测。
“免贵，我姓石，石国栋。昨天下午报的到，从机械学院来。政治上，犯、犯错误啦……”石国栋口吃起来，大概是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的身份。
“这么说咱们是同类？”范建国握住了对方的手，但随之很快又松开了，他意识到两个人此时高高在上，下面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在仰着头搜索敌情，如意外发现两个老右在众目睽睽之下热烈相聚，哪还得了！
“你也是老右？”石国栋的惊奇远在对方之上。当看到对方点头之后，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他转身用力摇晃着手里的竹杆，又学着吆喝了几声，才问道：“哪个学校的？”
“建筑工程学院五六届的毕业生，分配到研究所不到一年就赶上运动了。所长家里的鸡窝盖的满够水平，用的是公家的材料。所里的群众有意见，就有几个人联名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字报。我自告奋勇配了一幅漫画，一首诗，满以为这是帮领导整风，不想成了向党进攻，成了老右，连党籍都丢了……”范建国说着自己的经历很是伤感。
“你也是党员？”
“在大学里入的党。”
“还不知你怎么称呼呢？”
“范建国。惭愧得很，与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本家。”范建国苦笑着自嘲道，“当初起这个名子也有学先人的意思。”
“你这个名字好熟啊！”石国栋拍了拍脑门突然叫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些年报上介绍过的那个孤儿院里出来的大学生吧？对了，是你！”
范建国含笑点了点头。他找了个干净些的地方坐下来。手里仍不住摇晃着那绑着破布条的竹杆。许是突然被人提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令他的心中如同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腿肚子也一阵发软。他真想大哭一场，眼泪已含在了眼圈里，但他还是强忍住了。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触到了别人的痛处，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学着范建国的样子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相反的方向坐下来，有气无力地晃动着手里的布招子。其实，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沉重。
“一九四四年你多大？”石国栋的头微微扭过来问道。
“还不满十岁。”
“就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北平的地下党。”石国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说，“我说这个丝毫没有向你摆老资格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全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是一心要跟党走的。但做父母的也有打错自己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总会盼到那一天的。”石国栋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描述他说的那一天准确的含义，但他始终坚信不会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