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Ｑ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ｓａｙ；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二十三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１９４８年９月《文讯》第９卷第３期）
【点评】
吴组缃（１９０８—１９９４），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１９２９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１９３２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１９３４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１９３５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１９３８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敬悼佩弦先生》：时间为纬，事件为经，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开了作者记忆的闸门。在昆明，作者见到了面容憔悴却依然充满热情、诲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华大学作者见到的是一位可爱的却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认真却又谦虚谨慎的朱先生。朱先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这些平凡的小事却在时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伟大。
第二部分 往事如烟胡适：追悼志摩（1）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千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
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
第二部分 往事如烟胡适：追悼志摩（2）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斗。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令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斗。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
他说：
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备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总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