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
【点评】
汪曾祺（１９２０—１９９７），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１９４０年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４３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１９４６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１９５０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１９６２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父亲的好脾气使孩子们很喜欢和他亲近，这样父子之间沟通起来就十分方便和畅通。父亲也注重儿子的学业却从不强求，而是让儿子任性发展，甚至是有些“放纵”儿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难做到。现实社会中那种试图用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孩子的父母，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愚蠢的。
第一部分 生活的脉络蹇先艾：我与文学
这几年来，和自己的本行“经济学”背道而驰，一天比一天远了，与“文学”的关系却倍加亲密起来，像忘形的朋友似的。严格而论，我并没有超人一等的天赋，偏要不避艰险地走上这条路去，而且觉得醰然有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不是缘法？拉杂读书，兴到为文，几乎成了生活的习惯了。但是一旦遇到天才作家，正牌文士，终不免面红耳赤，显着十分忸怩。因为我是左道旁门，未可以语于大方之家。
先学写诗，继写小说，前后有七八年，这便是我的简单的履历。诗，统计起来，写过不下数十首，大多数发表于《晨报副刊》和《诗刊》，有一小部分则登在《小说月报》。曾经几次有野心想编订一本诗集，最后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缘故是初期的试作，如今新诗成熟时代，印行出来，怕不会笑破了读者的肚子。最难忘是徐志摩先生，如果缺少他的鼓励和敦促，也许连这点微薄的成绩都没有。我的写诗是他寄寓松坡图书馆旧址的时候开始的。庭院里的那棵参天拿云的古槐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中描写过它，我还特别用它做题材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诗刊》上。这首诗当时很受他的赞美。还记得有一首名《百年后》的短诗，我曾依照志摩的推敲，修改过三次才发表，足证他对我做诗的热心。那时我因读了几本莫泊桑和柴霍甫的英译选集，也学写一些短篇小说，得陈西滢、王统照两先生的指正不少。但在现在看来，都是些不成形的东西。一九三○年以后因为生活的转变，家庭的重担挑到肩头上，过着非常单调机械的日子，烟士披里纯早已逃走无踪；写诗不成，只好以全力来学写小说了。
因为自己的创作力十分薄弱，不能大量地生产；一方面又鉴于卖文为生的危险，于是不得不找一点职业的工作。这职业便是教书，也就等于“拉散车”一样，把时间零碎贱价地卖给了别人；每到日落黄昏，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全身已经筋疲力竭了，哪里还有提笔的勇气！何况理智的粉笔生活与热情的创作生活又是绝对冲突的。但因为朋友们的催逼，却也不能完全停止写作。这两年来寥如晨星似的在各杂志中出现的几篇便是在这种窘迫和狼狈的情形之下产生的。意识的不正确，技巧的不完美，事实上也就无法避免了。
常常研究自己的作品产量稀少的原因：一半固然应归咎于生活的忙碌；一半也由于我的想像力太贫薄和生活的体验还不够透彻。今后的努力，我是完全辨清路径的方向了。从根本上说，还得多读名家的杰作。
说到写小说，个人有一种偏嗜，总爱着眼小处，尽力在字句上修饰，因此便忽略了全篇的结构，遂不免往往有雷同的布局。还有，我因为感觉着以都市的生活来做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写，——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并且自己又最爱读ＢｒｅｔＨａｎｅ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选取故乡（贵州）的题材。就我以往的创作说，其中比较惬意的几篇，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盐巴客》、《潆渡》，也正是属于这一类。不过这种小说，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ｕｒ太浓，恐怕是不易得到一般人的了解的。何况我离乡太久，有些地方已经描写得不很真切。如果机会允许，还想回家一行，细细地考察一下故乡农村和城市的情形以后再写，也许可以产生几篇较好的作品，那只好俟之将来了。
（原载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４月初版的《城下集》）
【点评】
蹇先艾（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现代作家。１９０６年生于贵州遵义。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１９２６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与李健吾等组织曦社，出版《爝火》杂志。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任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此时著有短篇集《朝雾》、《一位英雄》、《乡间的悲剧》等。抗战时期，在贵州与谢逸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先后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等校教授。这时作品集有《盐的故事》、《幸福》等。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化局局长等职。此间作品有短篇集《山城》、《倔强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
《我与文学》：作者走出了偏远的贵州，外面的世界闯进了他的视野。他跋涉在文学的道路上，得到了徐志摩、陈西滢、王统照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热爱文学，但是爱好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那么作者只能够选择妥协与调和的道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大量的阅读经典著作，借鉴别人有益的经验和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作者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往往忽视了全篇的整体布局，创作的题材也多是对自己生活的西南偏远地区的描写。其实这也正是作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吧，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部分 往事如烟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１９２０年５、６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２月ｌ４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点评】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１９２０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１９２１年出版诗集《女神》。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１９２３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１７卷本（１９５７—１９６３），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２０卷）、历史、考古三编。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世间伟大的事物，“我”崇拜力量，但是我其实更加崇拜破坏，因为只有破除旧的，才能够创造新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造者。
第二部分 往事如烟巴金：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