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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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1]-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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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人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起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盼,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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