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它用提供贷款鼓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在加工过程中“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味”。
英国鸦片商及英国政府在罪恶的鸦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可获利１８２０银元（一箱鸦片的成本约１８０银元，运至中国的售价为２０００银元），英国政府的税收中仅鸦片税就占４２．７％。
因而英国政府和英国鸦片商绝不会放弃这种罪恶贸易，只不过将其从公开进口变为秘密走私。
负责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令人把鸦片装入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运至加尔各答，拍卖给鸦片商，再由鸦片商偷运至中国沿海。
英鸦片商通过行贿清廷地方官员及负责缉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鸦片走私畅行无阻。
由于利益的驱动，鸦片走私日益猖獗。
乾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鸦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鸦片则超过一万箱，而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都突破了两万箱，迨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已经接近３万箱了。
在鸦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远销欧洲、美洲及东南亚，但外国的呢绒却打不开中国的市场，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元约几百万。
乾嘉以后鸦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从出超变入超。
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上涨。
而银价上涨必然引起白银与铜钱（又称制钱）比价的失调。
朝廷向官员兵丁发放的官饷是银两，而百姓向清廷交纳的钱粮也要折成银入库；然而民间交易，市场上的买卖，主要用铜钱。
因而银与钱的比价是否合理，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清初，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
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止民间开矿采铜，从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银元输入，因而银价下跌。
到康熙晚年银与钱比价已变为１∶９００，至雍正年间已经是１∶８００，到了乾隆初年则发展到１∶７００。
然而到乾隆中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导致银价回升，银与钱的比价回升到１∶８５０，至乾嘉之际，一两白银能换铜钱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庆时期银价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纳钱粮中为折银而负担加重。
从表面上看，清朝统治者并未曾加田赋，但在实际上却把银价上涨的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如果说只是身边的太监抽大烟也就罢了，可眼下已经闹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到银价一个劲儿地上涨，皇太后就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做不到了，总得想办法解决白银外流的问题……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虎门销烟
禁止鸦片走私的问题从乾隆时期就已经提出，此后嘉庆、道光都一再公布禁令，但由于英国的鸦片贩子同沿海的地方官员、缉私船只以及内地贩卖鸦片的不法之徒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走私网，朝廷的禁令只是一纸空文，不仅是禁而不止而且是愈演愈烈，大有泛滥成灾之势。
就连身居紫禁城的皇太后都已经感受到鸦片走私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了。
英国商人组织生产、走私鸦片，却严禁本国人吸食鸦片，对本国人吸毒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尽管“以炮击沉”之说引起一些人的置疑，但英国人在禁毒方面对本国人约束的确比清朝的“杖责”要严厉，而且有效。
英国商人用鸦片“专以诱他国之人，使其软弱”。
面对“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的灾难、面对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与吸毒所造成的体质衰弱与道德沦丧，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道光在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任命在湖广禁烟颇见成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走私鸦片最为严重的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对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进行调查，并派人对英国鸦片商的大本营——驻广州的英国商馆进行控制，并通过洋商伍崇曜到英国商馆命令把停泊在伶仃洋面上２２艘船只上的鸦片在三日之内交出……任何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不管是进入了近代还是停留在古代，在同外部世界所进行贸易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考虑，需要的物品则鼓励进口，不需要的毒品则禁止进口。
更何况鸦片入境完全是以走私的方式进行，已经是个困扰清朝统治者１００多年的老问题。
即使按照西方的国际贸易规则，打击走私也是各国海关与缉私部门的职责所在。
由于英国商人拒绝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林则徐则下令逮捕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查顿，并对商馆进行了封锁、断绝饮食供应。
查顿在此之前已经逃脱，留在商馆的颠地就成为瓮中之鳖。
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从澳门返回，拟帮助被困在商馆中的颠地逃跑，但他们的金蝉脱壳之计又被林则徐识破……英国鸦片商不得不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交出鸦片累计近两万箱。
经朝廷批准，林则徐在虎门沿海凿了两个各５０平方米的大坑在里面放入盐，再引进海水，把缴获的走私鸦片在投进去的同时放入石灰，让鸦片同加了石灰、盐的海水起化学变化，即使大烟鬼想乘机闻烟味、过烟瘾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已经有所了解的林则徐，始终把禁烟同正常的中外贸易区别开，即使对收缴的走私鸦片，也以每箱５斤茶叶作为补偿，力图引导鸦片贩子放弃罪恶的鸦片走私，而进行正常的中外贸易，堪称是仁至义尽。
为了杜绝鸦片走私，要求所有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的，也有美国的、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不许在商品中夹带鸦片，一旦违禁，船只、货物被没收，该船商人即被正法。
然而英国商人不仅拒绝做出不夹带鸦片的承诺，还试图把鸦片走私转移到澳门，难怪当年乾隆爷就说过“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对英国不可不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清军的武器依然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中国所使用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燃装置，引爆火药……每分钟仅一二发，射程约１００米。
且战时须携带火绳、火种、火镰、火药、铅弹，下雨潮湿天气，就难以点燃。
而西方当时已普遍使用燧发枪……简化了装填火药的过程，去掉了火绳，射速每分钟可至四五发，射程可及２００米……西方国家的军队全部使用火器，冷兵器已被淘汰。
至于大炮的制造，清王朝由于工艺落后、铸件粗糙，在放炮时容易发生炸裂或弹道紊乱。
因而当西方殖民者以炮舰为后盾对亚洲进行扩张时，英国的船只可以到我们的洋面耀武扬威，可清王朝的商船最远也就是到东南亚……至于限制对外贸易，一直是朝廷的国策，早在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之后就明文限制海外贸易的规模：对出口船只的载重量以及出口物资、随船携带的口粮都做出规定，船只的载重量不得超过５００石；不得出口火药、炮械、硝磺、粮食、铁器、马匹、书籍等物品；出口船只所携带的口粮要按照往返的时间、船上的人数携带（每名水手每日一升）。
由于风汛难测，出海贸易的船只，一般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因而时时受到断粮的威胁；又由于海盗猖獗，不能携带武器的船只毫无自卫能力，屡屡遭到海盗劫掠，致使清代的海外贸易日益萎缩。
皇太后突然感到需要做的太多了……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山雨已来
当西方已经完成从中世纪向近代转轨之后，浩瀚的太平洋就再也不可能成为阻挡西方列强的天然屏障了，英国的军舰已经咄咄逼近：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七月，英国船只以买粮食为名，闯入九龙湾，向停泊在口岸上的清军水师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激战了两个多时辰，才将英船击退。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率兵船闯入穿鼻洋面，向清军开炮，被水师提督关天培击退；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初六仅八天的时间英军就六次向驻扎在尖沙咀北面的清军发起攻击……铺天盖地的山雨如从天而降的狂飙，砸落在大清帝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五月，由１６艘军舰装载的５４０门大炮以及配备武装的轮船４艘、运输舰２８艘、４０００陆军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广东海面，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如在弦之箭：六月初八，浙江定海被英军攻破；七月十四，九艘英国战舰抵达天津海口，京师形势骤然紧张，道光令琦善负责同英方谈判；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虎门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到了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二月，经过一天的激战，虎门的另外六座炮台全部失守，提督关天培阵亡；该年三月，英国兵船直逼广州城下；同年七月厦门失守，一个月后宝山炮台陷落，英军进犯镇海，紧接着宁波又被攻占；十一月下旬，英军先后攻下慈溪、奉化，到十二月初又拿下余姚。
迨至道光二十二（１８４２年）年六月当英军攻下镇江、兵临南京事，道光帝面对被切断漕运的现状，彻底屈服了，接之而来的就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相继签订，而美国、法国也都趁火打劫，迫使签订了相似内容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看着大清帝国就像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皇太后钮祜禄氏心如刀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是皇太后的七十大寿，面对多灾多难的国家皇太后也实在没有庆贺的心思。
西方列强一个个像猛虎扑了过来，就连原本算不上强国的葡萄牙也乘人之危，在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后悍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与此同时，葡萄牙女王任命一个极端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海军上校阿玛勒为澳门总督，推行野蛮的殖民政策。
１８４６年５月３０日阿玛勒向居民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及不动产税，又令所有停在澳门的中国船只纳税。
１８４７年又下令关闭澳门总口设在南湾的稽查口，将稽查走私的巡役拘捕，限２４小时之内离开澳门，并把稽查口的房屋拍卖。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英国军舰闯入珠江口，欲强行进入广州，广州军民展开反入城的斗争。
阿玛勒乘两广官员忙于同英人交涉，遂于３月５日发出布告，限中国海关八天之内撤出澳门，并于３月１３日派士兵驱赶中国海关官员，封存海关的大量财产。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皇太后钮祜禄氏怀着无限忧虑离开了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
道光静妃一蹶不振
道光静妃（孝静成皇后博尔吉济特氏）
在道光的１７位后妃中，静妃博尔吉济特氏算是年轻的一个。她比道光小２９岁，入宫时的封号是静贵人，道光十三年，她在生下皇六子奕后被晋升为静贵妃，这一年他２２岁，而道光已经５１岁。道光不仅得子晚，而且前三个儿子都已经夭折了，皇四子奕（zhu）实际在皇子中居长，而当只比奕小六天的奕在道光十八年出继给亲王绵恺为嗣后，排行第六的奕实际就成为皇帝的第二个儿子。
道光在世时，曾册立过三位皇后。第一位是居藩邸时的嫡福晋钮祜禄氏，在嘉庆十三年去世，道光即位后追封为孝穆成皇后；第二位是继钮祜禄氏后成为嫡福晋的佟佳氏，道光即位后册立为皇后，即孝慎成皇后，她在道光十三年去世；第三位皇后是生育了皇四子奕的钮祜禄氏，在道光十四年被册立为皇后，即孝全成皇后，她在道光二十年去世。
在孝全成皇后去世后，博尔吉济特氏被晋封为皇贵妃。
这位皇贵妃不仅管理宫中事务，还照料孝全成皇后的儿子。
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皇贵妃，是按照儒家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古训来对待失去母爱的奕的。
奕同比自己小两岁的六弟奕一起，在博尔吉济特氏的爱抚下度过了孩童时代。
皇贵妃对与自己共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丈夫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就道光的个人品质来说在帝王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