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依然不是一帆风顺。武后为了培植亲信、打压李唐，确曾给了他不少出头露脸的机会，比如睿宗的册封仪式便由当时还是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主持，五月又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入相。武承嗣当然也不免有小人得志的张狂和卖弄，轻飘飘地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武后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五月拜相，七月便罢相，做了两个月不到。武承嗣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积极跑腿地过了半年，才在第二年二月再度入相，然而一时不慎一个疏忽触怒武后，三月份又给罢相。可见武承嗣虽是武后的亲侄儿，武后对他也并未全然放心，依然不乏严格的管制和调教（当然，比起对儿子，武后对侄儿的管教算轻松的了）。经过这一轮宦海浮沉，武承嗣总算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武后心目中的地位，再也不敢恃宠而骄，就算日后贵为亲王宰相，也依然对武后宠爱的每个男宠都毕恭毕敬地执僮仆之礼，他在武后面前卑躬屈膝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纵观武承嗣这一生，无论荣辱，都不敢对武后有半句怨言，更不要说起心报复了。这一点，甚至连太宗皇帝都做不到。李世民的御将之能在历代帝王里算极高明的，对于谋臣武将既没有走狗烹，也不曾良弓藏，仍然给与他们一方天地得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不可不谓深仁厚泽，然而侯君集依然会因小怨而不满，有意谋反。恐惧是比爱戴更可靠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事实。
武后的本家侄儿尚且如此，其他朝臣所感受到的压力自不待言。宰相韦仁约历来以不畏权贵著称，也有不少直言敢谏、风骨凛然的纪录。高宗年间他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维护纲纪，但仅仅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他却十分尽忠职守，敢于冒犯朝中实权人物。他曾经说：“御史出巡，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称职。”高宗登基之初，褚遂良贵为顾命大臣权倾一时，但有兼并穷人土地的嫌疑，立刻被韦仁约弹劾，被贬外放。褚遂良不久再登相位，将韦仁约排挤出京，改任小小的县令，他也依然无怨无悔，称：“大丈夫立身处世，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以保妻子。”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誉。
褚遂良倒台之后，他的仕途才有起色，历任尚书右丞、御史大夫等职，依然保持着刚直不阿的本色，每见王公贵戚，未尝行拜礼。有人劝他谦恭一点，他却说：“雄鹰岂为众禽之偶？身为朝廷耳目之官，理当保持独立的人格，不可去迎奉权贵。”史称他任职期间，振举纲目，朝廷为之肃然，怎么看也是一个骨头很硬的人物。但面对着武后的铁腕御宇，他却知道害怕了，开始退缩了。他首先上表请求自己不再叫仁约，因为约字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的“彟”字发音接近，所以改字“思谦”。其实武后当时都只是太后，不必避讳的，韦仁约此举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当是借此向武后申诉忠诚吧。尤其当武承嗣请杀李唐宗室时，这位素来号称硬汉的铁肩御史，竟然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句异议，与他以前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那个曾经傲视公侯，弹劾过顾命大臣的韦仁约，那个自称秉性狂鄙，历经贬黜依然要力保自己独立人格的韦仁约，已经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是韦思谦，一个匍匐在皇权之下的可怜虫罢了。当然，他对于其他朝臣仍然保持着傲岸的形象，一口一个不可姑息权贵，但映衬着他在武后面前的摇尾乞怜，只能让他显得更加可怜可笑。原来所谓的不畏权贵，只是因为压力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已，人啊，是那么容易就会露出爬行的本性。
丢了坚持，失了傲骨，没了激情。曾经的理想和执著，偷偷地躲到了缝隙里面，胆怯地往外观望。武后的铁血无情的执政风格，如同一面现实得可怕的镜子，清晰地鉴照出社会百态人性硬弱的别样真实。所以，千万不要试探人性的底线，否则你会很失望，很失望。
紫宸殿上的淡紫色帷帐在风中袅娜地微微拂动，如此轻柔曼妙，却带来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绝望。
下一步，便是如何突破这重紫帐，正式走上前台，成为神州大地上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帝。
这很困难么？
武后微笑。对她来说，不。
（本章完。第十二章：武周革命）
第十二章 武周革命
光宅四表，权制六合。危机四伏的嗣圣/文明/光宅元年，终于以武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新的一年开始了。信心百倍的武后宣布改元垂拱，有“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含义，希望能将过去一年紧张的政治局势缓和下来，稳定人心。一方面，她也确实太累了吧，如此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即使精力旺盛如武后，也是感觉有点吃不消的。所以，新年伊始，武后并没有把光宅元年的狠劲儿延续下去，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解决裴炎事件的善后问题上。
裴炎居官清廉，程务挺是难得的将才，反而证炎必反的李景谌、崔察，主审此案的骞味道等不过是一群无才无德的小人，武后心里岂能不知？然而悲哀的是，朝中越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越会反对她，只因她以女主身份御宇临朝本就为传统儒家道德所不容，这注定将成为她执政道路上的悲剧。武后希望通过屠杀来起到震慑作用，并不想弄得社会秩序大乱，所以在每次屠杀之后，她总会歇歇手，进行适当的调理整顿。李景谌拜相的当月就给罢相，垂拱元年开始的三个月内，刚升上去的几位宰相沈君谅、崔察、骞味道就统统都给罢相，一个也没留下，荣华富贵如同一场春梦，醒来之后一切成空。新提拔上来的几位宰相为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都是名声政绩颇好的名士，虽然他们内心也不赞同武后执政，但只要没有明言反对，武后都加以重用。
程务挺被杀之后，突厥一度猖狂了起来，突厥可汗骨笃禄屡次率兵骚扰中原，气得武后给他改名叫“不卒禄”。平徐敬业之乱时颇受重用的李孝逸因为李唐宗室的敏感身份，已被武后弃而不用，武承嗣乘势诬告他谋反，武后虽不尽信，但李唐皇族中人功勋卓著终究与己不利，所以还是把他流放儋州而死。但武后也并非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对外族欺凌全无对策，只是能让她放心的武将实在太少而已。高宗朝善战的武将虽然不少，但大多深受李唐厚恩，际关系相对单纯的蕃将因此受到武后的重用，百济名将黑齿常之、靺鞨酋长李多祚、高句丽权臣后裔泉献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黑齿常之号称名将杀手，泉献诚公认射技天下第一，每次射箭比赛都得第一，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请求武后不要再举行这种比赛，“臣恐自此以后，无复汉官工射之名。”＇1＇ 李多祚品行忠直，勇猛善战，这三人都得以重用，代替程务挺抵御突厥，捍卫北疆。武后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特别废除了旧有的御史监军制度。唐代虽然看重军功，但对统兵将领的监察也十分看重，监察御史作为朝廷耳目常驻军中，有什么动静随时奏报皇帝。武后认为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诸多钳制，令将领不得尽其全功，反而败事，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武后的放手任用下，黑齿常之和李多祚于黄花堆一战大破突厥，追奔四十余里，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只是武后对于武将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一旦对这些蕃将军事才华的欣赏遭遇到巩固权位的实际需要时，武后马上就回到冷酷的政治现实中来，黑齿常之和泉献诚都在武后称帝前夕死于酷吏之手，大批名将凋零引发边疆告急，这是后话了。
为了安定人心，武后对于李唐皇室也继续加以表面上的尊崇，特别下诏从今后凡是祭祀天地，也要配坐高祖、太宗等历代帝王，并于洛阳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长安宗庙的礼仪。睿宗的几个儿子，也得以封王，著名的开元皇帝李隆基，就在这个时候被分为楚王，他的几个兄弟成美为恒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不过，封号是封号，武后对他们的管制并未放松，几个小王子依然给幽闭于宫中，甚至不许踏足庭院一步。唯一比章怀太子诸子好过一点的，也就是不必忍受每年几次杖刑吧。
毕竟宫闱幽深，常人难知，武后的一系列做法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渐渐走上了正轨。还在垂拱元年，武后便抽调精通法律的韦方质等人，对唐初以来施行了几十年的律令格式进行删改，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其中“联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等句，表达出武后期望无为而治的心愿，重申她对酷刑峻法的厌恶，期待能君臣同心，德化天下，达到刑措的理想境界。对比武后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话不啻于黑色幽默，但在当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认真，起码表现得很认真。政治家嘛，不说谎不骗人怎么撑得下去，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又怎么活得下去^_^
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答中贵贱及同家制度的规定，“格”是阜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2＇，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由此引发百官议政，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3＇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延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垂拱元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映，不能不了解民意。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从光宅元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亚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本节未完待续）
＇1＇ 《旧唐书*高丽传》
＇2＇ 《旧唐书*刑法志》
＇3＇ 《唐会要*服纪》
武后的称帝之路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废中宗、囚睿宗、杀章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