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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它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而士阶级的脐带所牵系的母体──农业社会结构尚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依然是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的组织依附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还是“皮”和“毛”的关系。作为现代意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没有形成，因此，很难获得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知识的商品化和制度化，并不曾阻止几千年古老传统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五四时候，鲁迅和他的战斗伙伴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黑暗的“铁屋子”，自然无法产生俄罗斯的那种精神漫游者。我们不像西方那种宗教国家，我们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及汉儒和宋儒的大规模改造，它对知识分子长期的精神浸淫是致命的。于是，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对生存与命运的沉思。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没有对真理的寻索，没有创造的欲望。当陷溺于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拯救，只有老庄──儒教的一种补充──式的无为与逍遥。从来不期待复活，只有坚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我们的眼前没有高山，没有崇仰之物；我们的胸襟没有平原，没有坦荡与辽阔；我们的内心没有河流，没有爱，没有忍受力，没有自由不羁的涌动。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这一切；那种震撼力，八十年后，依然使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到前台，背弃传统，扮演“现代”的角色。在斗争中，他们创立了“社会高于政治”的俄国式命题。他们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汲取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强壮自己，发展自己，开拓中国的未来之路。然而，最终还是被传统压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坟”不是最终的。所以，鲁迅写了“野草”。那是一种强韧的生之信息。当此又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即将升起之际，而《国际歌》“最后的斗争”的旋律愈来愈响，冰河的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愈来愈浓烈，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将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驱者那样，独立承担自己的使命？
──魂兮归来！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四月于，广州
注释；1。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苦海沉浮》张之安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6。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毛一度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八十万人被杀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美＇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则称：“许多比较公正的估计是最初的三年间处决了二百万人，这个估计可能是人们根据少量信息所作出的最准确的猜测……同时，在这些年里，被监禁或送往劳改营的人远远超过二百万人。”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9。《伟大的中国革命》，同上。
10。引文均见《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1。引文均见《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引文均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3。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14。参见智效民《听元化先生一席谈》，载《文汇读书周报》。
15。王元化、梁从诫《新世纪前夕的对话》，载《文化中国》1997年12月号。
16。何新《何新批判》。
17。王著引文有误，原文为：“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确是的确的。”鲁迅《二心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四卷。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序
？ 李慎之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以及继起的历次群众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逆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开始，所谓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契机，也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意义当然远远超出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以称为博大精深的。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概括最为深刻简练。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起腰来。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个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办刊的宗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办了三年，出版满三十期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陈独秀又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书》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这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当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