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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总是在一个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建设的趋势。
正是在这样一个鼓励多元性，拒绝国家权力，强调对自由意志之尊重的市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私人性行为的不受干预才具有了一定的土壤。所以，市民社会虽然不是针对个人私领域而言的，但它直接影响着私领域。具有相对自由的个人开始面对的是市民社会，而不再是政府了。这在我们对工作场所和社区干预的分析中，已有所体现。也可以这样说，国家与社会对私人性行为之干预的减少，不仅是建设市民社会的努力目标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建设中的一个证明。虽然，这距离学者们理想中的市民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这一研究告诉我们：自由是一种内在逻辑，对私人性行为干预的减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对个人私生活的选择是一种自由意见，那么，这种意见与专制权力是不可能互相协调得很好的。通过对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下不同多性伙伴行为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非正式控制权力强弱的不同，以及不同“场域”下的上述差异，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处于经济自由、文化（舆论）自由的环境下，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受社会控制越少，其私人性行为也就相对越自由。
所以，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与个人生活方式自由（文化自由的一种）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无数次提供了相同的佐证。二战前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文革”时期的中国，都是政治高度极权，经济极端专制，社会都充满了对性的强烈排斥与敌视态度，任何性的自由理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
当我们讨论社会转型的时候，解读国家控制权力的分解的时候，分析市民社会建设的时候，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在政治（国家是其代表者与实施者）、文化（个人是其体现者与创造者）与经济这三者当中，在中国首先发生变革的是经济，太多的证据显示，是经济变革带动了文化变革，从而推动了对国家权力的改造。
市场机制的引入，带来了对应于再分配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这种自由也随着经济的一步步发展在加大。当经济领域出现“自由”之后，不可避免地，这种自由将辐射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由是一种内在逻辑。无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是个人，都不可能在某一方面充分沐浴着自由的阳光，同时在另一方面绝对权力的控制毫不松动。权力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必然的，但是，松动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和不以个人及利益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的。私人性行为，同样在搭乘这班列车。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控制对私人性行为的解体，不是单纯的价值观问题，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不可分割的，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也可以说，我们对私人性行为进行考察的结果，体现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第三，这一研究显示，私领域正在受到更多尊重，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发生转型。
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国家与社会对私人生活的更少干预。公领域与私领域必须清楚地分开。一个人在自己的私领域，与其他人之间自愿进行的私人行为，与社会毫无关系，国家与社会都不应该干预。相反，如果认为私领域的行为也会影响社会，也要干预，那么，私领域的边界岂不是永远无法确定，私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了吗？
有人会拿出“伤害社会伦理道德”这个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来对抗私领域，但这“伦理道德”是谁的呢？我们说，个人的权利是第一性的，是本源的，国家与社会是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服务的，而不能用“伦理道德”来约束个人权利。
我们的研究显示，多性伙伴行为者甚至无法被简单地归入具有性娱乐倾向的人群中。这再次证明个体差异永远大于群体差异，对不同人在私领域内的选择是不同的，对私领域的尊重便意味着对每个人的选择的尊重，不能以任何名义施加任何限制。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4）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对私领域的尊重正在加强，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的问题，以使其具有新的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这一过程的难度在于，一方面，要避免政治权威在转型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权威具有现代化导向，避免它复归传统，造成转型在事实上的流产。这种矛盾与博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社会控制。正如我们看到的，个人私生活具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同时，各种控制并未完全退出。
当我们将研究锁定在非正式控制与自我控制的时候，当我们论述性脚本在特定的环境是可以被改写的时候，甚至当我们断言非正式控制只有通过自我控制才能起作用的时候，都感受着正式控制（国家权力）、非正式控制（一定程度上受国家权力的影响）、自我控制（同样受国家权力的间接影响）的放松。这种对私领域的尊重，本质上来自于国家权力的转型。虽然我们主要着眼于社会控制的后二种类型，但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转型，体现在后二者身上的变化是不可能如此明确的。也可以这样说，正是最直接代表和体现着国家权力的正式控制的放松，才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体现国家权力的非正式控制和自我控制得以放松。但同时，我们也不难从亚文化群体（同性恋者）承受着双重价值标准，金钱性交易仍然被污名化这些方面看到，权力仍然对私领域转换着形式、变通着手段来维持一定的控制。
最后，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项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作为一项定性研究，我们无法知道本研究受访者体现出的各种特征在所有多性伙伴行为者中占有多大比例，我们甚至也无法验证，我们提出的这些特征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
所有受访对象都是随意选取的，“撞上的”，偶遇的，它们的代表性可能成为争论的焦点，虽然在方法论中已说明我们的研究不致力于追求代表性。
在受访者陈述的真实性方面，在访问者的资格与技巧方面，我们在方法论上也已经精益求精，但是，是否能够令所有学者信服，仍是一个问题。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选取的受访者还太少，这虽然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些结论，但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得出更多更深的结论。比如，我们未能够选取更多的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受访者，因此无法检验他们与出生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受访者有什么不同。
男性受访者的稀少，也使我们这项研究中缺少更深入的性别比较。
同样由于受访者数量上的限制，对受访者的一些很可能更充分体现出社会控制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行为，如多人（不少于三人）同时间同地点发生性关系，未能进行深入的访谈与分析。
论文写作中涉及的理论与话题太多，限于篇幅、精力、能力又无法逐一深入展开，所以在许多地方不乏“蜻蜓点水”之憾。
全部受访笔记，总计将近３０万字。其中还有很多重要的、极具启发性的信息，同样因为样本的缺少，难以形成联系和对比，并进而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息不会浪费，它们将被利用到我此后的研究中，它们甚至可能成为我开始此后的研究的线索。
最后，我愿意马克思的一句话来结束此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003年11月19日 第一稿完
2004年４月２日 第二稿完
2004年5月22日 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