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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青年，我是略有资历的青年工作干部了。我不相信娜斯佳有这样的运气，一坚持原则就马上势如破竹。我刚刚处理过一个事，一位陆姓团员，喜欢活动，并不服领导，到处提意见，受到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我与一位曾在苏联团校学习过的市里管团的纪律检查的同志研究过小陆的问题，这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反对派。他说，总是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有可能最终变成反动派。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此陆姓青年，名大彪，因受处分，连大学也没有被录取。后来他连连找我，我帮助他及时恢复了团籍，才被取到一个相对偏远一点的学校——山西太谷农学院。他显然汲取了教训，见了我只知鞠躬哈腰，一家伙就“成熟”起来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人情都告诉我，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但是娜斯佳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仍然颇有魅力。文学有文学的性格，文学有文学的蹊径洞天，直到想入非非：生活中到处碰壁、不受欢迎、尴尬狼狈，但并无大恶，乃至不无几分可爱的人物，也许仍然可以入梦入诗入小说吧，谁知道呢？对于他们，我有同情，有叹息，有怜悯，也有轻视甚或也有欣赏。他们也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变环境不足，损毁自己有余。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或者芳官之类的青年，如果与我同事，肯定也会受处分被淘汰。但是，《红楼梦》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是他们大有用武，大行其道的地方。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我已经找到了感觉，知道我在写什么，知道我正在写的与前边与后边都有着怎样的联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承接前文，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旁鹜。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地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什么地方应该再现，什么地方应该暗转，什么地方应该配合呼应，什么地方应该异军突起，什么地方应该紧锣密鼓，什么地方应该悠闲踱步，什么地方应该欲擒故纵，什么地方应该稀里哗啦……全靠一己的感觉。写作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白，众声嘈杂，喁喁絮语，悬念如天，吊起胃口，原来如此，拍案惊奇，然后是余音袅袅，前后照应，会心尽意，天衣无缝或者故意卖个破绽，引人辗转反侧。写小说，有多少灵气就有多少招术……我定可如期改好，改得很好。我的感觉与悟性与我的设计，我的苦思冥想一致，我的感觉解决了所有我的设计与苦思冥想中碰到的难题。
当写作进入了找到感觉的状态，那可真妙。想了再想，好句子好情节好细节好抒情好刻划都油然而出，若有天助，若系天成，《青春万岁》本来就是那样圆润，晶莹，纯真，热烈，饱满，动人。《青春万岁》本来就呼吸在徘徊在飞翔在宇宙之间，等待着王蒙的寻找，等待着王蒙的发现，等待着王蒙的摭拾，等待着王蒙的抚摸。《青春万岁》比它的作者好得多，完善得多，可喜得多，英俊和美丽得多。作者可以一般乃至许多缺陷，可以羞煞愧煞，而《青春万岁》应该成为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飞入千家万户，拥抱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身躯，滋润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心灵，漾起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微笑，点燃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热情。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一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休整。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可以以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名作之题）写成小说了，我可以大大地诗化浪漫化我的日常经验了，我可以提出娜斯嘉的故事的可信性这个大问题来了，我可以把我在剧本中没有完成却已经酝酿于心田的故事终于弄出个样儿来了。我可以表现我的经验，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学青年”，我的入世与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叹息我的艺术细胞来了，我可以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贯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我相信我的忠诚和我的勇敢，相信我的世事洞明和我的摇曳多姿，相信我的“少共”风度和作家才
气，我会成就一篇怎样的小说啊！
5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兴奋，像写诗一样地把全篇背诵了下来，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体会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绣花一样的自得其乐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学写作者的“小豆儿”的面貌了。我终于觉得闹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约两万字，放到以后该算中篇了——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2）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1956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约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角”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一出《鞭打芦花》也令我泪流满面：被虐待的孩子为几乎“被休”的继母说情，“母在一人单，母去三人寒”，这样的善良何等感人。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是绝好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般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依依惜别的时候，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这期刊物，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下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似雨似雪的“东西”从堂堂的《人民文学》这块高级天空上飘落下来了！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1956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考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那时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车。那时坐火车从来没有想到过坐什么卧铺。与我同车厢的硬座席上有中央乐团所属陕北绥德农家姑娘们组织的民歌合唱团，她们在午夜高唱“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她们健康，茁壮，质朴，脸蛋儿红得像苹果。同行的还有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他给乘客吹了《放风筝》。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和那时的公众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会新型的列车上就像生活在天国。
而一出太原火车站，就到了五·一广场，到处是吆喝叫卖，“老西儿”调子：“大众（音纵）电影儿，两毛儿一本儿！”还有“玉茭子，玉茭子”是卖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犹入梦，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说来可怜，我长大以后除了良乡的半年与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呢。而太原，对于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又过了片片农田，真是个遥远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识却无缘一见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庄、井陉、娘子关、寿阳、榆次，也那么使人感慨。大地辽阔，爱情弥天，才华驰骋，列车飞奔。进入山西，要经过八十多个山洞呢。
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
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七、这篇小说（1）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
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