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写到这些事，我涂了两首旧诗，七律，《感怀》诗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
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
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花四海开。
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蜀道过蓬莱。
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
朝云妩媚诗千里，暮雨迷蒙雾几重？
尴尬风流成百味，纵横嘲谑也多情。
可怜犹梦如椽笔，写过春秋写月明。
头一首诗的第二句“九命”，俗说狗（或猫）有九条命，听北京人这样说过，而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谓浅者但知什么聪明不聪明，哪里知道境界与心胸。
妬犹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闲花云云，指文学，谦词也。
第七句的大块不是文章的定语。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园序》意：“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是指大自然，语出《庄子》。
第八句，指在艰难的道路上常有师友相助。蓬莱指仙境。此句亦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意。
第二首，朝云句或可指《青春万岁》。
暮雨句或可参考我在2005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秋之雾》。
“朝云暮雨”，语出宋玉《高唐赋》。
而《尴尬风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
如椽笔，可参阅拙作旧诗《秋兴》。
尾句“春秋”或谓指拙作“季节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大起大落（1）
这里我要补着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783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
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世间有多少重复，多少从俗，多少随波逐流，多少干脆应该算是麻木的东西，有你不多，没有你不少，不想则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我甚至于想写一篇能够弥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大起大落（2）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常常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