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 丞相祠堂
（起5Q点5Q中5Q文5Q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46：00 本章字数：2231）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中国封建时代曾产生无数个丞相，也曾有无数丞相有人为之修祠，但大多湮没不闻，最有名者当数成都的武侯祠。以孔明三分天下之功，借诗圣如椽之笔，得以天下咸知。孔明最为后敬仰的是刘备托孤后，他能忠贞不贰地辅佐扶不起的阿斗。虽然刘禅和曹丕、孙权相比，连提鞋都不配（曹丕文才武略不亚于乃父，而孙权更引起曹操的嫉妒：生子当如孙仲谋）。但蜀汉延续了汉朝香火几十年，后人奉蜀国为正朔，因此孔明不是割据的军阀，而是匡扶汉室的英雄。
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多半遵循“汉贼不两立”的标准。对岳飞、文天祥的评价都是如此。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蒙古族和女真人都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他们和宋朝的战争无非是兄弟阋于墙。
北京的东城也有一座丞相祠，供奉的就是那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因为北京文物太多，这座两进的小四合院并不引人注目。我有好几年与文丞相祠毗邻而居，没事去祠里转转，祠堂幽静得常只有我和看祠堂的老汉两人。
我常坐在那株歪脖子枣树下，想起文天祥的一生。这棵歪脖子树据传是文天祥囚禁在此所植，多年后枣树歪向南面，应验了文天祥的一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这多半是后人附会，文天祥当年究竟拘在哪里还是未定之数。但这点并不重要，关键在后人心中，枣树是文氏所植，就行了。
文天祥的一生从中国传统士人的价值观来看，真是太令人羡慕了。读书最大的出息是状元，做官做到最大就是宰相。文天祥二者都占全了。北南二宋虽然武力虚弱，但文化却异常灿烂，理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氏也正是宋代理学养育出来的楚翘者。但文天祥还在江西吉安读圣贤书，慕周公之礼时，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花剌子摸和西夏，正准备陈兵南下。在强敌当前时，但是的南宋仍然贪污横行、空谈日烈、武备不修。以所谓大汉族的“仁义”来对蒙古人的锋镝，较量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蒙古人纵横欧亚大陆的铁蹄，南宋除了被征服，几乎没有别的出路。文天祥从起兵勤王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这样读书明理的书生，怎能和虎狼之师较量？所以文天祥抗元的经历，只有两字：凄惨。两次被俘，队伍未经一战已成鸟兽状，只为我们留下“惶恐滩头说惶恐”、“化着啼鹃带血归”之类读之落泪的诗文。
文天祥知道自己抗元必败，被俘必死的结局。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孔孟所倡导的。这些忠臣们一死了之，以全大节，留下老百姓在征服者手下苟活。为什么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不论是否出仕，好空谈报国，而不及早走富国强兵之路，到了大敌当前，无非以死殉道。这难道是对社稷负责的态度吗？但这种一死了之的“全节”之道竟然被后人赞誉不已。
在南宋，还有一个状元宰相，就是秦桧。但文氏和秦氏两个状元宰相在史书中的评价有天壤之别。文氏为世代敬仰的大忠，而秦桧是万人唾骂的奸臣。其实我们以纯史学的角度来看秦桧，他未必就一无是处。他步入仕途不久，金并南下，作为一个年轻官吏，他也极力主张迎战。战争的结果是有名的“靖康之变”。秦桧陪着徽、钦二帝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当了俘虏，后来得以逃脱，当了南宋皇帝赵构的宰相。后人把他铸在岳坟前长跪的原因一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于风波亭，二是说他是汉奸，私通金国。他杀岳飞是事实，但他不是主犯，顶多是秉皇上高宗的意旨办事而已。岳飞是军事天才，却是政治弱智。他想直捣黄龙的目的是迎回徽、钦二帝。这能不使高宗寝食不安吗？如果宋徽宗和钦宗回来后，有复国大功的高宗会面临什么命运？明代的一件史实已经作了回答。“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为了团结全国军民，代宗即位，在于谦的辅佐下，迎回了英宗，但代宗从此被囚禁，于谦被杀。转眼间大明真正的英雄成了窃国大盗。但岳飞理解不了君父的苦衷，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了。秦桧帮高宗去了心腹之患，而且千秋万代替赵构顶着骂名。如果按着古代忠臣的标准，这种不记个人得失替君父解忧的行为岂能用“奸诈”二字所能形容呢？至于秦桧后来主和，完全基于两国的实力，当时的宋朝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金兀术完全有力量灭此朝食。但在秦桧等人的外交斡旋下，上表称臣，使金人铁骑不再过长江，使宋朝又延续了150年。如果秦桧当年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可以换来文天祥那样的美名，但大宋早就不存在了，中国的文化将会倒退许多年。本来外交就是一门审时度势、妥协与武力交织的艺术，秦桧此举比空谈误国强得多。这些道理，明末的王夫之已经说过。他就主张有战的准备，但要立足于和谈。当时南宋面临的局势也只能这样。
古人说过：“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其实死并算不了什么，更难得是在不敢活的时候为国家活下来。当年秦桧如果死在金国，他会和文天祥一样名垂千古，但他为复国忍受了一切，秉皇帝意旨办事，却成了奸臣。历史往往爱开玩笑，汪精卫当年刺杀满清肃亲王被俘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其豪气比“我自横刀向天笑”如何？如果满清真杀了他，就是成全了他，他日后的声名不会亚于谭嗣同和秋瑾。所以周作人说过，寿者多辱。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一家一姓朝廷之灭亡并不足惋惜，关键是天下不要亡，也就是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亡。所以殉道比殉国往往更有价值。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有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是为中华的道统而死，那么秦桧维护的难道不是道统吗？无非前者用生命，后者用韬略。
200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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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凤凰纪行——兼对一个民族的凭吊
（起2L点2L中2L文2L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47：00 本章字数：3537）
因为喜欢沈从文，喜欢他笔下的绮丽风光以及长身白脸的苗家女，就爱乌及乌地喜欢上凤凰。虽然凤凰离我的家乡不算太远，但一直无缘去游历。人生往往如此，远足天涯去寻找异域风情，却常常错过了出生地的美丽。
去年阴历岁末，已近年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位同行得以一窥凤凰风姿。
车从吉首出发，往南渐渐进入凤凰境界。这里的山不是十分险峻，大概由于这些年植被的破坏，公里两旁不见浓阴蔽日、古木参天，山野那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淡多了。去凤凰的路刚修好不久，但路况还不是很好。当然比起李白诗中“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时的湘西，瘴疠满山、虫蛇出没要好得多。现代的文明，正在一点点吞噬最后的山野。
车经过一个叫阿拉营的集市，集市里多是来购置年货的山民，摩肩接踵的山民们对来往的汽车熟视无睹，他们不可能想到为这些城里来的钢铁动物让路，车只好一点点往前挪动。许多着苗家服饰的妇女正在讨价还价。在这里，还能看到真正的家常苗服，自然这些服装远没有某些代表为参加政治会议专门穿出来的苗服鲜艳，但这最简朴的苗服使我看到一个古老民族还在顽强地保留她一点尊严。阿拉营明显不是汉语名或者苗语名，很像满语或蒙语。如果猜测不错的话，这里曾经是满蒙绿营。——几百年前的北方征服者驻扎的地方，其目的为了防止“苗民造反”。
我们先到了黄丝桥古城。古城的外面，村落三三两两，猪和鸡在地里安静地觅食，屋前屋后的翠竹随风摇曳，一股焚烧稻草的草灰香直入心肺——童年好熟悉的味道。蓦地我想起了一句诗：“村头风光似吾乡”。
古城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巍峨，它用青石块砌成，不过丈许高，方圆一里多长。但当我登上这年代不算久远的城堡，悲伧之情油然而生。城堡内是些普通的民居，村民们正在磨豆腐，或者做家酿米酒，忙着准备过年。一拨又一拨的外地游人与他们的生活节奏无关，他们更不会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古堡里，自己的祖先从哪里而来。
从古堡西望，群山叠翠，再往西边一点，就是贵州了。这是几百年前防苗最前沿的一个军事据点。据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他小时候常常在凤凰城外看杀人的游戏，被杀的多是从凤凰城西北乡下捉来的苗民。当时凤凰类似四方城的古堡还很多，中央王朝耗费公帑无数，数百年在这里经营，在这里修建了绵延数百里的南长城。南长城和北方长城不一样，后者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而这里的长城纯粹为了彻底征服一个几千年被欺凌、被驱赶的民族，以显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威。此时，山野已经寂静。但我分明看到苗民殷红的血迹以及“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戍边将士。
傍晚，车进了凤凰城，看了沈从文和熊希龄的故居后，再坐船到清可见底的沱江里看两边的吊脚楼。枕水而建的吊脚楼现在正在逐渐失去它居住的功能而成为文物。站在沱江的风雨桥上，我问一个上初中的当地小姑娘：“为什么沱江的水这样浅？”她说：“现在是冬天，水落而石出嘛。”一句不经意的回答让我窥见了古城山水对人的滋润：这里的人似乎都具备诗人气质，是屈原留下来的？还是沈从文留下来的？也许是得山水之助吧。
顺着麻石板铺就的古街，我慢慢踯躇。在东门城楼下的石凳上，我坐了下来。三条街在这里交汇，来来往往有挑胆子的商贩，抱婴儿的妇女，亲密相依的恋人以及漫步的老人。他们谁也不在意一个外乡人对他们的观察：这些人，究竟哪些是汉人的后裔，哪些是苗人的后裔？
我知道，自己这种推测是徒劳的。凤凰城几百年的栉风沐雨，苗汉之间的距离，就象城墙石头之间的缝隙一样，被历史的尘土塞得严严实实。
苗族，是和汉族有着五千年恩怨情仇的民族。这个民族，最早应该生活在黄河流域。在那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上，他们早早熟悉了农耕。苗，就是草下有田，这正是一个民族刚从草莽走向田野最恰当的描述。可惜，他们一开始就碰见强大的敌人——也在黄河流域生活并扩充地盘的炎、黄部落。苗人在蚩尤带领下，先打败了炎帝部落。但苗人天生在政治上不如汉族早熟，汉族似乎很早就深谙合纵连横之术。黄帝和炎帝联合起来，在坂泉之野与蚩尤决战，最后苗人战败，蚩尤战死，黄、炎“窜三苗于三危”。从蚩尤驱百兽为战的传说来看，当时的苗人和山林依然保持天然的亲密。
三危山在哪？是不是敦煌附近的三危山？史学界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失去精神领袖的三苗（古代的苗，应指大苗族，包括瑶、侗等民族。现在的民族分类是1957年以后的事）民族，不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在摩西的带领下集体出埃及。他们只能四处逃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虏做奴隶，和黄炎部落融合，有的远走西北，和当地人融合成新的民族，有的南下，重新窜入丛林。
然而，长江流域也不是他们最后的家园。
在春秋、战国时代，汉水、洞庭湖附近还有许多苗人生息。楚国的强大，和苗人的贡献分不开。熊姓的始祖，身上就有苗人的血液。所以楚王说“我蛮夷也”。当时楚国士兵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使中原诸国军队望之胆寒。从屈原《国殇》里描绘的那些“操吴戈兮被犀甲”的勇士身上我们看到苗人强悍的气魄。楚国能以偏僻之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灭国四十二，“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和楚地民族特别是苗人坚忍不拔的性格不无关系。
也许楚国受苗族影响太大，权谋之术远比不上北方各国。所以怀王能轻易地被张仪巧言令色欺骗，与其他五国断交，知道受骗之后，为泄一时之愤，又匆匆与准备充足的秦国交战，尽失汉中之地。楚国之亡，非战之祸。
秦始皇一统天下，设置郡县后，苗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要么与汉人融合，要么再往西、往南走，集中到当年的黔中郡一带（治所在今天湘西沅陵县）。黔中郡大致包括今天的湘西、黔东一带。这里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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