Ｋ婧笸跤抡娴慕诘囊黄屯暗钩隼础＝幼诺�3次打去电话，结果没人接。
此时，王勇怕老板带人到厂里打他，就打电话给“110”指挥中心，声称要放火。当“110”警车赶到厂时，王勇发现邓某竟然没有来，心中更加恼火，就用打火机点燃了汽油，火势迅速蔓延，熊熊大火很快将厂房机器设备等化为灰烬。
2002年11月17日，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王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赔偿民事损失7。3万元。
放火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头号重罪”，王勇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这件案子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更发人深思。据了解，王勇在该厂工作近5个半月，平均每月工资收入不到262元，其中还包括加班补贴在内，明显低于当地政府规定每月3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国健就此案评论说，打工者极少利用劳动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工资被欠问题的。你想想，如果你是打工者王勇，你会为了300元工资去打官司吗？他们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虽然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他们自己能做得到吗？他们所处的教育、经济环境，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事实上根本无法与他们的老板真正获得平等。所以让他们为了300块钱，走“正当途径”去仲裁、去起诉，他花掉的费用还不止300元。所以，走所谓的“正当途径”，不说“行不通”，根本就是“不可行”。王勇打110报警，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拿到300块钱工资，这个“正当途径”也是没有效果的，更不要说花时间花金钱去打官司了。他们个人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他们就是“弱势一族”，保护自己是有难度的。
浙江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曙华也认为，保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既要靠法律的完善，也要靠有相应的行政机构来执行。保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这跟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比如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合同应当是书面的，但很多人没这方面的意识，连不少比较大的公司在接很大的业务时都不签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在国外这种口头约定往往被认为无效，但在国内往往有效。劳动部门目前还没有对企业裁决处罚的权利，这方面的法律完善以后应该会有这个权利。劳动合同和工资支付问题，应该有劳动部门来进行检查管理，但平常在实际操作上几乎很少管，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管。
仅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政府正在加大保护外来工的力度，如各部门每年年底开展专门清理欠薪的联合行动，实行“欠薪保证金”制度，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等等。广东、浙江、湖南等越来越多的省区取消城乡户口差别，户口藩篱正在一点点拆除。
对外来工而言，这一切保护措施是必须的，但却是不够的。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外，他们需要城市接纳他们、消融他们，需要城里人理解他们。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
外来工在城里普遍表现出的一种心态是害怕与不信任，害怕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害怕城里人的歧视。在害怕与不信任的背后就容易产生怨恨。
一位在北京搞装修的山东小伙子说，我最怕看到戴大盖帽的，在“五一”“十一”前他根本不敢上街，害怕被抓到昌平七里渠，然后遣送回家。尽管他已经办理了暂住证，但这种恐惧感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政府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外来工面前扮演理应是管理者与保护者角色，但现实中往往不是这样。
外来工数量最多的广东省，有关部门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长期采取的计划式管理方式导致了管理的低效性。传统的管理措施往往重视行政管理，忽视群众参与；重视强制手段，忽视引导机制；重视部门利益，忽视共同利益。这样，使外来人口管理工作陷入“管不胜管，防不胜防”的窘境。防范式管理方式把外来人口当作对立面，带来诸多副作用。尤其是当少数素质不高的管理人员借机谋取部门利益时，管理方式就变为一种侵犯外来人员合法权益的工具，成为引发外来人员怨愤的源头，从而走向管理初衷的反面。“只管手脚，不管头脑”的管理方式使大多数外来人口只能处在一种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文化环境中，在同类间交往的小圈子里，接受不良文化，从而使管理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份报告对有关部门管理外来工存在问题的分析是很准确的。防范其实就是另一种隔离，再加上几十年的户口藩篱没有消除。城市居民甚至管理部门认为城市一切公共资源是为城市居民准备的，外来工无权享受，外来工也认为自己只是城里的匆匆过客。因此城市的公共秩序的维护、公民道德的建设也和他们没有关系。
一位在北京某家饮料厂打工的外来工曾对笔者说，软包装的饮料你最好别喝。我们在包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反正我们这些打工仔是不买软包装饮料的，是给城里人喝的，谁叫城里人欺负我们。
而前不久在青岛市人代会上，有人提出设立专门的民工候车区的议案。有人质疑：这和当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有什么区别？
2002年4月，一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妇女突然横穿城市马路，使一辆公交车紧急刹车，致使车上10多名乘客全部摔倒，一名提着蛋糕的女乘客一屁股坐在了蛋糕上。于是，女乘客要求司机赔蛋糕，司机认为应该由这位妇女赔，妇女则坚持说跟她无关。争执未果，妇女被车上下来的乘客硬拉上车，并被乘客守在车上一个靠窗的位置。在汽车驶出几公里后，妇女飞身跳出了车窗，最后摔死在路上。
为什么一块蛋糕要了一个外来工的命，为什么这位妇女选择跳车？ 这位妇女的丈夫说，“她肯定是太害怕了”。她害怕什么？怕城里人欺负。正是歧视迫使她做出了极端的举动。
在一次研讨会上，青年社会学家黄平说：社会不同人群的对立和隔膜是可怕的，如此众多的外来工“边缘化”是可怕的。他大声呼吁城市应该在文化上接纳他们，让他们融入都市文化。只有这样，城市才有持续的繁荣与稳定。
这些外来打工者虽然常年生活在城市，实际上他们和城市文化基本上是隔离的。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是老乡。在北京，一个个“浙江村”、“河南村”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当地文化移植到北京而已。
安徽籍民工姚文泉在杭州大关夜市开了一家歌厅。歌厅在一设备是最简单不过的，一台64厘米的彩电，一套旧式的音响，碟片倒有不少，有100多张。天气好的时候，每天晚上6时到深夜11时，把设备拉到夜市，摆开摊，就开始了一天的营业。这露天歌厅收费极其便宜，每首一元，所以客人特别多，客人都是些民工，有些人每天都来，姚文泉都认识他们了。他说，每天5个小时的营业时间里，其间除了换片、倒带，很少有浪费时间的，要唱三四十首歌。姚文泉说，打工的人嘛，晚上没事做，别的地方去不起，只好来这里玩玩。
唱歌、玩台球和看录像毕竟只是少数民工，大多数民工是不会去花这份钱的，他们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收入，对每一钱都算计着花，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的业余生活仅仅局限于逛街、闲聊、打牌。
一位高中落榜的湖南青年张奇来到一家大学当绿化工人。这位很有思想的农家小伙子在劳动之余爱看哲学方面的书，有时他想找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聊聊，但当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外来工时，几乎没有谁再和他聊高深的哲学问题，图书馆里的图书他借不了，各类学生社团活动他参加不了，更没有钱去上网，听音乐会，顶多和一起打工的人去看一场3元钱的录像，或者呆在几十人的宿舍里打扑克。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愤怒地说：“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还能去旁听大学者讲课。现在北京的繁华，真的与我无关。”
外来工子女上学是另一个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2001年秋季开学前，北京丰台区有关部门下文要求辖区内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关门停办。因为这些学校没有取得办学资格，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来自内蒙兴安盟的李老师对笔者说，丰台区有10000多名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工的子女，大部分在各类“打工学校”上学。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麦菜、拣垃圾、当建筑工人等行当，根本没钱给北京的公办学校交借读费。“打工子弟学校”停办，必然会有大量的孩子辍学。
相比他们的父母，外来工子女对城市文明更有一种认同感。虽然他们的户口在外地，他们并不是所在城市的居民。但他们许多人是在父母打工的城市里长大，故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的父母，还有可能最终回到故乡，而他们大多数会继续在城市滞留下来。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承担，因此他们所在城市的义务教育经费并不负担他们的教育，去正式的公办学校上学，必须交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否则只有上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或者辍学在家。
一个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工的子弟，他们在城市里长大，还会在城市里长期生存下去，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找到何种职业？答案是令人忧虑的。
80年代来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已经成年，他们正在继续着自己父辈的命运。父母在北京东城区开小面粉加工店的福建少年小杰（化名），今年16岁，从11岁念完小学五年级后，就一直辍学在家。
从外表上看，小杰的穿着、谈吐和北京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只愿意和打工子弟一起玩，和北京孩子在一起，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他的母亲有忧心忡忡对笔者说：以前他也在北京一家小学借读，虽然多交钱，我和他爸咬咬牙也愿意。后来他死活也不愿意去上学。成绩不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瞧不起他。
正因为无数像小杰这样外来工子女在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文化圈不仅不会消除，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将给未来的都市社会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团委办了一家主要面对外来务工青年的刊物《金雁》。一位打工妹在《金雁》上发表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只燕子，
飞到美丽的南方。
这里有四季花开，这里有霓虹闪亮。
然后这只是我驻足停留的地方。
春天来了，我还会飞回北方，
那有我的父母，那有我的故乡。
这首诗反映了许多外来工的“候鸟”心态。从80年代开始，每年春节前后，南方各省都会出现“民工潮”。尽管铁路、交通、劳动、公安等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持续快20年的“民工潮”不但没有退潮，反而一年比一年升温。
“民工潮”的出现。也反映了外来工们“候鸟”一样的生存状态。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员区别对待的“二元化”管理体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只能“离乡不离土”。他们在城里挣钱，再寄钱回去养家。大多数人目前并未被城市消化，所以注定他们是都市的漂泊者，是城乡之间的“候鸟”。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时期，也曾出现过大批农村人进城的大潮。比如台湾地区在国民党当局进行“土改”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的加工工业蓬勃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六七十年代台湾出现的一些歌曲，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鹿港小镇》，就是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农业文明日益衰落的反映，是无数涌进城市的外来工怀乡愁绪的写照。但城市最终完全接纳和消化了他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历证明这些地区城市消化外来农业劳动力的过程就是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历程对中国大陆地区应该有所启迪。
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去年一次座谈会上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批外来工进城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说，我去韩国时，曾有学者问我，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的回答是：中国经济还会持续高速增长20年。判断的依据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大迁移，至少还将持续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