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 第34部分

　　做到这一点，共青团除了“坚持党的领导”这定海神针不能丢之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亦步亦趋地成为党的追随者，它必须有较为独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它应当真正成为青年代言人这样的政治组织，才能求新求变，避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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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天茶舍　长在田野间的学者——于建嵘博士印象

　　（起2O点2O中2O文2O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02：00　　本章字数：2379）

　　（两万多字的座谈纪录整理出来，不宜公开发表，只能用一篇小文代替）

　　下午三点，于先生准时来到，他敦实的个头，戴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柔和。那个大鼻子像一个标签，——很多湖南人有这样的鼻子。刚过不惑之年的他，两鬓竟然有些斑白，大概是常年于田间奔波，风餐露宿的缘故。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对于博士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乡村干部？小镇上开杂货店的？或者是某个工厂的带班工长？反正不像书斋里的书生。事实上他就不是坐在书斋里玩各种形形色色概念的书生，他是一个生长在田野里的学者。

　　无论是他介绍自己的观点，还是听网友们发言，他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那口带有浓浓湘音的普通话让我感到亲切，还好，乡音虽重，但吐字清楚，语速较慢，大家基本上能听懂，我这个“翻译官”也就不用了。

　　也许和他做过律师的经历有关，他所有的观点都有扎实的证据做支撑。比如说他讲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退化、软化时。说如果知道有这么朋友来，我应该带一些录像放给大家看，大家的观感就更强了。他对于这种判断讲了三方面的理由。一是乡镇一级的政府利用黑恶势力完成各项任务已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得到普遍认同；二是他跟踪分析了40个村，村里的支书、主任大多是有黑背景的，是“烂仔”；三是80％的乡镇负债，濒临破产。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到农村基层政府已成了“掠夺性政府”，即不是人民的政府，也不是中央的政府，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时，非常痛心地说：“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内心非常痛苦。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了。”他谈到他做了许多演讲，特别希望别人能拿出证据来，来证明他这一看法完全错了，可是没有人能这样。

　　我能理解这种痛苦，这种从屈原开始，一直到鲁迅、老舍、储安平，中国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承袭的痛苦。屈原何尝不希望楚国强大，可是清醒的他不能学子兰那样，唱虚假的赞歌来掩盖将被虎狼秦军吞并的忧患，只有被放逐在蛮荒之中。

　　现在要做一个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太容易了，有了博士的头衔，然后先照着官方高兴的观点出发。如一切伟大，一切光明，我们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民主法制空前进步等等。然后去找许多“论据”，如各地、各行业像注水肉那样的统计报表，照官员们自己的叙述，找某些类似华西村那样的样板农村。从而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此下来，不出几年，名利皆有。

　　可是于建嵘他真的很傻，他选择了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做学问方式。长年累月走在乡间小道上，走进矿区，劳累不说，还要担很多风险。乡镇干部不高兴，比乡镇干部更大的干部也不高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重复华佗的悲剧，把齐王的病如实地报告了他。于先生那篇文章出来后，他承担了许多压力，如果说那些因为嫉妒，惯唱赞歌的“学者”批评他，我可以理解，可是那些不愿意听到真实病情的人也给他压力，这是最可悲哀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皇帝患病后很难根治，因为没有一个太医敢告诉他真实的病情，也没有人敢用霹雳手段来治他的病，只能用保守疗法，最后病入膏肓。当年同治皇帝恨母后慈禧安排他的婚事，出入八大胡同冉染上了花柳病，所有的太医都不敢将真实病情告诉慈禧，只好当成一般的皮肤病治疗，最后这位咸丰和慈禧唯一的骨血，刚18岁就死了。——如果照着正常的治病方法，集全国国医高手，小小的梅毒何至致命？

　　表面温和的于建嵘有湘人的执著，他不盲从，而是从占有大量的材料出发，得出结论，——尽管这结论他自己也不喜欢。但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勇士是一样的，敢于直面，敢于正视。我猜想着，微笑的于博士心中那种痛楚。

　　如果不讲真话呢？我想于博士也会痛苦的，他没法说服自己，就像《孤独者》中间的魏连殳那样，放弃独立与清醒，得到了地位与金钱，可是内心却常常在煎熬。

　　中国的学界被污染已非三日之寒，做学问的人总是观点先行，你必须相信这个，否定那个，然后采取收集资料。这和法院有罪推定的判案形式没什么两样。这样能出真正的大学者吗？

　　于建嵘也很佩服同是湘人的袁隆平，这位长得像农民的科学家之所以发现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无数人吃饭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观点先行。因为那时生物界权威的观点是水稻不可能杂交，这几乎成了定论。袁隆平用实实在在的试验否定了这一“定论”，最后得罪了某些权威，让没有文凭的袁隆平多少年都评不上院士，最后据说朱镕基过问才终于成为工程院院士。

　　如果我们固守某个观点来观察三农问题，我们永远只会在“粮食问题”、“增收问题”、“工业化问题”上打圈圈，因为我们不敢想象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基层政权和农民矛盾难以调和的问题，因为常年的政治训练告诉我们，基层政权是党中央放心、人民信任的，大多数基层干部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的公仆，腐败分子总是极少数的。——这个结论即使被颠覆了，我们也不能说出来，因为需要稳定。至于能掩盖多久，则不是大多数的官员们考虑之列。地动山摇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得失。

　　真正的爱现政权，爱这个国家的正是于建嵘这样的学者，他们无非是为了这个政权能更健康、更稳定，所以说出了真实的病情。

　　以前读鲁迅的文章，他讲了一个故事。乡里一家儿子出生，大家来祝贺，客人们预测这个孩子的将来。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这绝对是预测最准的答案，没人能长生不老，可这个客人挨了顿打；一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大官，——这太说不准，也许他会成强盗呢？可这个客人得了红包。

　　我常在拷问，在说真话受惩罚和讲假话得奖赏之间，我选择什么呢？也许如鲁迅说的那样，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说：“这孩子吗，将来哈哈哈哈。”

　　于建嵘没有选择说假话甚至是打哈哈，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200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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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天茶舍　鸡与蛋、人与文以及余杰

　　（起4C点4C中4C文4C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03：00　　本章字数：2699）

　　首先声明，我不认识余杰，也不是北大毕业的，因此和余杰没有人事上的纠葛。只是他出了那本《铁屋中的呐喊》时，我正在一个沉闷的大工厂里过着沉闷的日子，偶尔买来这本书看，对这个还小自己两岁的青年很是惊奇，断定他会名满天下。那时他还不到25岁吧，可是说出了许多比他大得多的人所不能或不敢说的话。

　　其实你说《铁屋》那本书承载的思想那么深邃多么成熟，那是奉承他。可是正如书名所表达那样的主旨，在铁屋子里，许多人在拼命忘却甚至想方设法为谎言做装修，中国读书人的浩然气已经比臭氧的比例还低的时候，一个小青年站出来呐喊，本身说明屋子里的人还不至于全睡着。

　　从此，我便关注这个人。果然他名气越来越大，先有和同宗论战的风波，后有被文联撕毁用人协议的曲折，而在网上他的骂名多于美名。可是骂他的文章中，很少就事论事，就文论文。我想长此以往，骂他的人也会觉得这种骂是很愚蠢的事情，余杰不至于太在意吧。而我看骂他的若干文章中，因为对他少年暴得大名而生出的嫉妒恐怕占大多数。

　　我接触过余杰的同班同学，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我也认为很正常。大学时代的那点恩恩怨怨谁说得清？可这次他去了美国，领了一个什么杰出新闻人奖，而且在新大陆到处做讲演，很是风光。可人家风光是人家的本事，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机遇。假如当年文联要了余杰，讲这匹马儿套上体制的缰绳，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余杰了。真的感谢某位高官，让这个世界少一个唱颂歌的庸才，多一个呐喊的清醒者。

　　可是，一位据称低他一届的中文系某师妹，在大洋的彼岸写了一篇雄文，对余杰极尽揶揄讽刺挖苦之能事，将人家大学时的苦闷失落以及生理特征全部挖出来。自然在众多的“骂余派”大侠中，这位女侠占据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制高点，——因为她熟悉这小子的旧事，出剑更狠更准。

　　看完这篇雄文后，我除了嗅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外，只感觉到一种穿透脊背的悲哀。北大怎的培养出这样的“扒粪者”呢？因为通篇文章，并不能说明余杰的人格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背叛、出卖别人，比如说欺骗女色等等统统没有，只是一些大学男生都会有的挫折和偏激。

　　钱钟书先生在拒绝一个记者的采访时说：见了鸡蛋何必要见生蛋的那只母鸡。人和文确实是鸡与蛋的关系。看文章的人要远远多于认识作者本人的人。当然我不是说人和文没有关系。胡兰成、周作人文学上的成就并不能掩盖他们人格的污点。

　　我要说的是，对为文者的评价不同于对自己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一个同学的评价。

　　余杰可能不会成为易被人接受的朋友，也许那位女士说的是正确的，吃话有些口吃，紧张甚至无趣，我十年砍柴也觉得和这样的人喝酒谈天不痛快。但是对一个担当某种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用朋友、同学的标准来衡量。上过大学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年同学中某些卓而不群、有些才华和傲气的人总是和别人尿不到一壶，他们的为人大多有点“各色”。但你可以不和他亲近，可不能就此否定人家的人品。

　　历史上大奸之人中不乏豪放开阔、出手大方、急人所难的豪爽之士，当年周作人也保护过李大钊先生的儿女。而对历史有贡献的伟男子也不乏睚呲必报，性格有些偏狭的人，如王安石和鲁迅。

　　衡量像余杰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标准就是“大节”，他是否能“大节不亏”。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屈于压力说假话，是否卖身投靠。余杰肯定有很多毛病，对他的某些文章，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我认为他敢于说真话，而且这真话说出了影响。有人可能会说他这是在“作秀”，如果大家都作这样的“真话秀”，我觉得倒是件大好事。

　　至于那位女士像讲天宝旧事似的讲余杰在大学的种种“臭事”，我看没什么。鲁迅在日本的几年，学医不成，学文也无名，到了北京的初期也是很落寞。他的心态也是灰暗的甚至愤懑的，鲁迅对一般的同事、朋友而言，好像也不可爱，可这影响历史对鲁迅人品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吗？

　　像余杰那种刚入校，怯生生地拿自己的作品去文学社投石问路，却碰了一鼻子灰的经历我也有过。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余杰的可怜落魄？不是，只是说明包括北大在内所谓大学校园文化的堕落。我当时也有余杰同样的不平，并感慨把持文学社的那些人是以“文学的名义骗小女孩”，只要是余杰这位师妹那样的女生，是很容易被接纳的。可是你看看，真正从文学社出来的大家又有哪些人？刚入大学的余杰去投文学社不是因为他媚俗，而是因为当时他和大多数18岁的年轻人一样单纯，还相信某些东西。人的思想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熟。至于对女生喜欢和小老板跳舞的愤慨，那个年代的男生几乎都有。没钱又无人生历练的男生自然不入大多女生们的青眼，只是余杰把这种愤慨形诸文字而已。我无意在此指责女生，女生想了解那些成熟男人的世界无可厚非，但同样小男孩们由于知慕少艾而产生的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这位女士讽刺的那样，渐尽中年的余杰已经没有了青春痘，这不是说明当年嘴上没毛，不招女生待见的小男生成熟了么？而当年骄傲的公主们恐怕只剩下青春不再、韶华易逝的感慨了。

　　至于讲到余杰娶了一个白领女性，体制不容可照样写书挣钱难道也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