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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权力巅峰上的人都是孤独的，一则因为万民膜拜的威严，一则因为对权力觊觎者不舍昼夜的提防。那么晚年最可相信的只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据说毛晚年爱吟哦《三垂冈》：“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他一定想起他定情于古都的妻子，想起自己的手足兄弟，想起自己寄以厚望的长子，可是环顾四周，好像处处都有赫鲁晓夫。他在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吵架时，说了一句气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这句话，不仅割伤了自己，对彭德怀来说，更不亚于重磅炸弹，使这位战功赫赫的昔日东征大元帅有心理上的负疚感。即便挽狂澜于即倒，挫其锋于正锐，可没保护好东宫太子，则是最大的一条罪状。小时候村里不识字的老人都议论毛主席迁怒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两件事：彭德怀让主席的崽死在自己的手下，刘少奇解散了公共食堂，让吃不饱饭的老百姓感谢他。他俩人哪会有好下场。——这些农民式的朴素思维也许更接近真实。因为我们过去那些年，虽然有许多先进的口号包装，但其实就是按照这样的思维运转。
毛长相酷似其母，而他的大弟弟毛泽民酷似其父，其做生意的头脑也像他们的父亲。和老毛反对父亲，不惜以跳水抗争相比，毛泽民从小就是个勤俭持家、深得父亲喜爱的孝子。一则资料里说过他能双手打算盘，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他父亲弥留之际，长子不在身边，父亲对毛泽民说千万不要卖田卖屋，要把这份家业支撑下去——一个湖南农民经过一生积攒，过上了殷实的日子，他对子孙最大的期望就是富足与平安。那时给他三个脑袋，恐怕他不会想象到自己养育了一条能翻起惊涛巨浪，能使万里河山变色的龙。但是对长子“不事产业”的隐隐担心，和两千年前刘邦的父亲差不多，所以他希望老二能保住这个家。但父死以后，一切由长兄说了算，对于这份“燕雀之食”，毛显然不会看上，他变卖家产，带领两个弟弟彻底告别韶山。据说毛泽民挑着一担箩，离开家时，一步一回头，说自己对不起父亲。毛泽民在红军时期一直主管后勤与财政，同行的一位朋友说，如果他不死于盛世才之手，也许会是后来的副总理或财政部长，而毛那位死于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小弟弟，如果活到证券更替，会不会成为情治力量的负责人呢？而毛岸英不死在朝鲜，又会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对家族而言这种假设是幸运，对国家则未必。1959年毛回韶山写下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面对父母墓庐萋萋青草，他会想到什么呢？当年汉高祖还乡时，父亲还健在，他还可以对父亲自豪地说：“吾与仲孰多”，以奚落父亲当年对二哥的器重，而老天对毛，却没有给这样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私塾往右边走，不远处就是毛的故居。在毛父母的卧室里，一位女导游正在对旅客说，伟大领袖就是诞生在这张床上，这张床是名副其实的“龙床”。如果这是龙床，那么那位一生吃斋念佛，慈眉善目的文氏，分娩前是否做过不绝于正史野史那类飞龙入怀的梦呢？这位导游也就二十岁出头，毛逝世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可她仍然津津乐道“龙”的传说，那么我们今天银屏上充斥的大辫子、格格和皇帝之类的清宫戏，回响着“我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旋律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一个跪惯了的人，跪不是负担，换种方式反而不习惯。
韶山冲往后面走，就是矗立毛巨大铜像的广场。关于毛诞辰百年，铜像运回韶山后，有许多传说还被人时不时提起。比如日月同辉，杜鹃早放等等。谶纬之说是国粹，国人喜好将自然现象比附一切，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占领导地位的今天，似乎也通用。看过朝鲜的一篇课本，说老金当年躲避日本人追查，在某地瓜地里藏了一夜，从此这块地似乎被施了某种特别的肥料，地瓜长得又大又好。——原来革命领袖都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神奇。
广场的旁边，是毛家宗祠。毛氏族谱对毛的记载是：“弘中嗣外，国而忘家”。修这份族谱时，正值抗日国共合作时期，对毛的政治走势，族人还看不清楚，因此比较模糊地给与这样的评价，如果预知他将来会定鼎开国，还会这样简约么？
毛铜像背后，是巍巍的群山，云雾缭绕。这份景致实在不错，我突然想起今天是毛逝世的二十七年忌日。二十七年过去了，婴孩都可以做父母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活在这个巨大铜像的影子下面。在滴水岩，一位拉我们进去的当地司机（湘潭租来的出租车不能进景区，必须换车）说，毛建国后第一次回乡时，来到此地对周小舟说，等他老了退休后，到这里盖个茅棚子养老。于是“茅棚子”不久盖了起来，但这里面先进设施一应俱全，十分舒适，在中国人普遍吃不饱饭的六十年代初，中国居然有这样的“茅棚子”。而伟大领袖是不会息影林泉的，因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群众不答应。尤其搞笑的是，这位司机还说，湖南一位去了香港，后来发达的某大师，给韶山捐了五十万，条件是在滴水洞主席的大床上睡一夜，当地政府答应了。可睡到半夜，这位神通广大的大师半夜腰痛得不行，立马逃离龙床，腰也好了。中国的有钱人，或者是有点权势的人，心里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帝王梦，觉得用了皇帝或领袖用过的东西，立马身价百倍。看来“逾制”是要遭天谴的。
暮色袭来，我们正准备离开韶山时，几拨当地开饭馆的拉我们去尝尝“主席吃过的红烧肉”，一位同行还真得动心了。我说，童年时他父亲节俭得有点抠门，一心攒钱买地，毛那时除了过年，大概平时吃的就是酸菜辣椒，少年后他就离家，先去东山学堂，再去长沙，最后打出这个江山了。韶山的红烧肉他就根本没吃几顿，还不如回北京吃。你想毛在北京吃了28年饭，喝了28年水，那里才有真正的“御膳”。此番理论，让他打消了用肠胃沾点王气的念头。
告别韶山，告别毛泽东，我们的步履还是多么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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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中国人借老外袈裟的路径
（起6T点6T中6T文6T网更新时间：2004…3…21 22：19：00 本章字数：2540）
今年三月我去拜会前来北京开会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法师，由于少林寺是中国禅宗祖庭，我们自然谈到达摩一苇渡江和禅宗光大之事。永信法师说，禅宗在中国的创立体现了于时俱进的精神。他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了毛…泽…东思想；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便有了禅宗。
这话有点投机的味道，但仔细一想却不无道理。佛教有秦王梦“浮屠”到“白马驮经”等种种传说，说明佛教一点点来到中国，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正如当时的片叶只语马列主义理论到中国一样，只是为中国社会引入了一点新奇的东西，影响并不大。随着社会的动乱，中国传统的汉儒学说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向西寻求便是自然的事情。于是从法显到玄奘，一大批舍身求法的高僧出现。但是从中国人西求佛法时，当时印度的原始佛教已经出现了分裂，教派林立互不相让以为自己阐释的才是最接近佛陀的原意。——这好比马恩死了后，谁都以正宗衣钵传人自诩一样。
一只手握刀说得有道理，神秀创立的北宗更接近印度原始宗教的苦修（其实北宗仍然是大乘），大乘为什么能在中原生根发芽，超过小乘势力呢（大、小之分是大乘自诩的，小乘从不承认，就像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别人是修正主义一样）？这和中国国民性很有关系。
中国人好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急功近利。
史载第一个去西天取经留下名姓的是晋代的朱士行，他在西域取得了大乘佛经，而被小乘信徒扭送到国王那里（此地小乘占主流），说朱取走的这些“歪理邪说”将要扰乱东土，而朱坚持他取的是真经，并要求国王试验，抛入烈火中，如佛经不被烧毁便是真经。
试验的结果当然是真经经受了烈火的考验，革命的真理于是传播到神州。这当然是后来在中国占主流的大乘派附会的“神迹”，所有的宗教都有此类传说。
小乘需要累世修行，自己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修成正果的那一天，而且几辈子投胎也只能修到阿罗汉的果位，而且修成之后只能度自己，不能度他人。可大乘不一样，不但此生可以修成，而且人人都能成佛，可以普渡众生，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天堂的门票越来越便宜，天堂的门槛越来越低的过程。你想，面壁苦修一生还不能成功，大多数中国人谁愿意呢？所以必须降低门槛。好比老马等人说过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实现，那大多数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不是没有希望了吗？列宁同志进行了改革，他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工业化不如英美德法的俄国能先走一步，是不是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中国，照此类推也能搞社会主义呢？
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不是从老马的故乡送来的，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经过二道贩子过来的，这和佛经到中国没有两样，最先并不是从印度来，而是从中亚过来的。
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还有水土不服的症状，怎么办？当年佛教面临问题和中国上世纪20年代一样。那么必然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
到了南北朝，佛教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干部上，中国都具有创造本土佛教的条件。这时佛陀给我们送来了达摩祖师。而且历史的吊诡是这个过程和马主义来中国有那样的相似。达摩来到佛风最盛的金陵，找到好佛教的梁朝皇帝，交谈之后才知道皇帝只好佛教皮相，没有得佛教真髓——也就是说那些能背诵马恩原著的“理论家”并没有得马克思主义的真髓。
于是一苇渡江后，祖师来到了少室山，真正的中国佛教禅宗创立了，少林寺变成了佛教在中国的南湖红船。后人附会达摩有一半华族血统，照样是中国人那种可怜的自尊在作祟，好像完全是外国人创教便很没有面子。就像一大的召开，没有苏联的经费，没有马林等人在中国的筹备，照样会流产一样。可是我们的历史讳言这些，认为只有完全由中国人搞成的组织才有血统的纯洁性。——但历史就是历史，正如谁也不能否定达摩的印度人身份。
禅宗创立后，尤其到了慧能六祖一代，成佛的门槛更低了，过去无恶不作的杀人犯，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个统战政策好呀，组织的力量一下子就壮大了，谁也可以托身佛门，忘掉罪孽，致力于修成正果。六祖初见五祖，问及籍贯，原来是被人瞧不起的南蛮之人，生于广东。五祖嘲笑那是猴子生活的地方，那里的人还能成佛？六祖的回答是：“地有南北而佛性无南北”。
这掷地有声的回答就如后来那位不信邪的伟人一样，坚信山沟沟里面照样能出马克思主义，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不但能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禅宗在某些方面其实是对佛教的反动，佛教讲苦修，禅宗可以抛弃这些；佛教只求别人的施舍不能自己有恒产，讲究众生平等，可是禅宗自沩山宗创立丛林制度后，自己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森严的登记制度和大量的庙产。——禅宗终于上了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否则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它没法发扬光大。佛教讲出家人是化外之人无君无父，可在中国不买皇帝的帐数典忘祖是不会被接纳的。于是少林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美丽传说，大足石刻的故事里大多讲孝道，目连救母的故事在宗教戏里面久演不衰。
但是无论禅宗如何变，搞出那些玄而又玄的故事，如云门饼、赵州茶、临济喝那些不着边际、毫无程序正义的传教、传道方式，都必须镀上正义的金粉以显示合法性。无论如何变，离佛陀的原意多远，每一代承教者仍然会在这件袈裟下宣誓，他是真正的佛陀教义继承者。
永苗用禅宗的故事来谈宪政也没有什么不对，康南海写《孔子改制考》，搞托古改制，里面究竟有多少孔子原本的东西？只有天知道，但无论如何，南海先生对儒家经典还是熟悉的。生活在我们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要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谈宪政，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