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5月版。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99页至332页。。对于多种西洋器物，方豪尽可能考证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在社会上的流行的情形。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到洋漆架，第五十三回写到洋漆茶盘，方豪查到了雍正赐给葡萄牙使臣的礼品单，其中有一箱全部是洋漆妆奁，另外一箱有洋漆柿子盒一对和洋漆盖碗四件，说明洋漆器物在清初是很贵重的。又如自鸣钟，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但康熙时还相当珍贵。《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而另外四五箱铜锡器皿总共卖了三百银子。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结论正确与否，自当别论，考证之细，令人赞叹。还有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也是考证派红学的重要人物。曾次亮考证曹雪芹的卒年，引入“时宪历”，证明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载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增加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论证力量。王利器1957年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王利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甚有裨益。朱南铣和周绍良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红楼梦书录》原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增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一粟编著；《红楼梦卷》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一种，分第一、第二两册，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亦署名一粟。是汇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资料最全、最丰富的两部书，给予红学研究者的嘉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考证派红学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曹雪芹的生平》连载于1954年8月12日至31日、9月1日至30日、10月4、5日香港《大公报》，共二十四篇，五万多字，相当于一本简略的《曹雪芹传》。。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③《有关曹雪芹八种》包括：一、四松堂集外诗辑；二、四松堂集外诗辑跋；三、懋斋诗钞稿本考；四、鹪鹩庵笔麈手稿考；五、永忠的延芬室集底稿残本；六、明义及其《绿烟琐窗集》诗选；七、敦敏、敦诚与曹雪芹；八、考稗小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十种》把原《八种》的第一种移作附录，另外增加“红楼梦脂砚斋批语浅探二则”、“曹雪芹卒年考辨存稿三篇”、“记关于曹雪芹的传说”三种。1963年中华书局版。，1963年，又扩展为“十种”③，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敦敏的《懋斋诗钞》手稿、敦诚的《鹪鹩庵笔麈》手稿、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及抄本《四松堂诗钞》和《鹪鹩庵杂诗》，都是吴恩裕先生发现的。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事，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见《四松堂集》卷一。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428页至第429页；1976年增订版《新证》已修改旧说，认为吴恩裕的看法“为近是”，见《新证》下第721页。。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时候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
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二敦诗文中，除“当时虎门数晨夕”句，“虎门”一词凡五见：一为敦敏的《黄去非先生以四川县令内升比部主事进京相晤感成长句》云：“虎门绛帐遥回首，深愧传经负郑玄。”二是敦敏的《吊宅三卜孝廉》有句：“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三是敦诚的《先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一文，里面有“乙亥宗学岁试，钦命射策，诚随伯兄，试于虎门”的记载。四是敦诚的《寄子明兄》说：“松堂草稿，嵩山已序之矣。尚留简端，待兄一言，幸即挥付。仙旧序，希为转致，异日同在虎门一书，何如？”五是敦诚的《寿伯兄子明先生》诗，其中有句：“先生少壮时，虎门曾翱翔。文章擢巍第，笔墨叼恩光。”，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至第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赵冈认为“虎门”一词有时指宗学，有时指考试。敦诚诗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是指与雪芹一起参加乾隆丙子（1756年）年的顺天乡试，亦可作为一说。见赵冈《红楼梦新探》上篇第44页至第66页。又，高阳提出，雪芹是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该校与右翼宗学都在石虎胡同，距离甚近，故与敦氏兄弟缔交。见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33页至第140页。，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和敦诚，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不可能是宗学同学。况且敦诚诗中有句说：“同学尽同姓。”见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载《四松堂诗钞》。可以反证。当教师？二敦关于雪芹的诗都是平辈口气，不像是师生关系。因此吴恩裕疑为当辅助教学的人员或是职员，然终无确证。
吴世昌的红学考证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红楼梦探源》和《红楼梦探源外编》《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英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两部论著中。他写的《论脂砚斋重评（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残本脂评的底本及其年代》、《的成份及其年代》等关于版本的论文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80至第200页。，在红学界有较大影响。胡适虽然于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头记》，但并未做细致研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番；1955年该书影印出版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现。吴世昌是对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的和细致的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过录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实际年份，吴世昌指出了这一点，不同意以庚辰、甲戌等干支作为版本的名称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96至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是颇有道理的。特别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吴世昌认为不仅不是曹雪芹所作，和脂砚斋也没有什么关系见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载《四松堂诗钞》，第137页。，著论的说服力较强。自从胡适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许多红学家，包括不赞成自传说的红学家，都认为主人公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此，吴世昌则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批的基础上，得出“宝玉不是雪芹自述，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曹宣的第四子，名硕，字竹，证据似嫌不足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6页、17页。。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第182至第187页。。
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点。
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
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仅 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三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就接连发表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朱南铣、陈毓罴，邓允建等写的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计有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邓允建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朱南铣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周汝昌的《曹雪芹卒年辨》；吴恩裕的《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邓允建的《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陈毓罴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吴世昌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周汝昌的《再谈曹雪芹卒年》；吴恩裕的《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共十三篇，载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考证派红学的几员大将和主力队员全部出动，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的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
曹雪芹的卒年过去主要有两说。一是壬午说，主张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3年2月12日）除夕，一是癸未说，认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除夕。前者根据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落款是“甲午八月泪笔”，没有署名，但加批者不是脂砚斋就是畸笏叟，两个人都是曹氏家族中人，对雪芹的卒年自然不会写错，所以认为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理应没有什么问题。胡适 1927年得到甲戌本时，即根据这条批语，认定雪芹卒年是壬午除夕，改变了以前的甲申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是后来周汝昌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写道：“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首诗前面的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署癸未二字，那末顺沿下来，《小诗代柬》也应该是癸未年所作。“上巳”是农历三月初三，乾隆癸未年二月小，“前三日”当是二月二十九日。就是说，敦敏在癸未年春天还向曹雪芹发出邀请，希望他二月二十九日到敦宅饮酒赏春，可见雪芹还健在，并没有在壬午年除夕离开人世，而是死于癸未除夕。于是，便发生了《懋斋诗钞》是否严格编年问题。主癸未说者认为是严格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