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湘莲自然应该是李自成才对，然而邓狂言认为不是，他写道：“顾打之者为何人？则作者又斟酌而出之，盖颠覆明社、屈抑三桂，非李自成力所能及也。以意度之，当此者其惟李岩乎？”前后自相矛盾若是，《红楼梦释真》的“以意度之”的索隐可见一斑。
《红楼梦释真》的索隐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对书中的所有人物都一一加以指称，连次要人物、微不足道的穿插性人物也不放过。当然越是这样，越陷入痴人说梦，以为一切都可以找到着落，反而一切都无着落。就文笔而论，邓狂言自不能与蔡元培相比，与王、沈的索隐相较，也相形见绌。偶尔有警人之处，是邓氏借题发挥、指陈时弊的一些段落，看得出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民族感情极强烈的人。如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邓氏忽然悟出，这实际上是写“官场百般丑态”，目的是揭露“假青天”。他分析说：
书中初遇凤姐一段文字，即私见上官秘诀，巧笑乞怜之态度也。其再见凤姐云云，不是见一个爱一个，即输情上官，誓为走狗，绝不变心之说词。而上官之笼络欺哄之者，亦与凤姐所说全无以异。凡长官之私人，随时进见，无不可以作如是观者也。发下宏愿大誓，甘为私人，夫亦无所不用其极。俨然长官之威严，而忽得一颦一笑，安得不作以下如此丑语。而长官之术尤工巧，则曰：“汝比某某还好，某某不知近日如何办事，糊涂。”下官之得此佳（嘉）奖，如奉纶音， 自可不言而喻。长官又复操纵之，而暮夜之苟且进矣。长官又惧其太易也，而使之不得遽到好处。穷形尽相，直是吊膀子情形，丑恶极矣。此等做法，尚不可以令妻孥见，何况父兄。撒谎欺人，亦是当然必有之事，苟其父兄有善教者，或者不至于此。打之云者，悲官僚派之无教也。上了一个当，还不醒悟，又复极力钻寻门路，唯恐其不得一当。上官亦不正言责之，彼亦更作输心输肝之议论，以求得将来之特别际遇。上官若云：“此差缺我不要与汝，而汝于某某事件有不到之处，或云另有别方面情形，后日有机会再说。”所谓令其自投罗网者，即此是也。一旦听了那里有好消息，便又去乱钻狗洞。见了上司之亲信人，便以为望见颜色，好事便可以即刻到手。此书中所谓不管皂白等语情形，恰恰合式。夫此等时间，长官非绝对的不欲以好处与之也，心中纵极力鄙薄其为人，然看在银子分上，在干日小殷勤分上，亦当极力提拔。而无如旁观者起而攻之，朝廷又不得不为缘饰耳目之计，使人查之。此即琏二奶奶告到太太跟前之说也。查办之结果，长官不得不自救，查办者以其地位之较高，交情之甚密，则又不得不为援手，救大不救小。而小官之昔日银子与交情，乃转以为今日丢官送命之地位。而并不需拿，出钱来运动，求免求轻，而其得轻免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弄了一身龌龊，一身债务，是官场中最苦情状。丢了一条狗命，真真不值。前清官场，何一不是此等做法。贾瑞之失足落厕，粪秽淋头；凤姐之假撇清，终背盟；贾蓉、贾蔷之一切做作，件件神肖。及至后来，则长官之对于自己本身问题，有大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不参劾以谢其责，不得不置之死地以灭其口。贾瑞之死，刘佳琦之终不得好结果，其明鉴也。
将王熙凤设局整治贾瑞的有关描写，说成是影射封建官场的种种丑态，附会诚然是附会，但也反映了邓狂言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敢于指陈时弊的精神。邓狂言原名邓裕厘，湖北人，曾参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会试，因字迹狂乱未被录取，被主考官呼为“狂生”，遂改名狂言，终身未仕。《红楼梦释真》的写作，大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因此主观抒愤的成分有时反而湮没了对《红楼梦》内容的客观阐释。
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索隐著作接连问世，把索隐派红学推向高潮。也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正当这三部索隐著作的影响弥漫于社会之际，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了，对索隐派红学给予正面打击，从而开始了近代红学的新生面。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所发挥的对索隐派红学的打击力量，主要在于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不是明清的宫闱史的变换，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在胡适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索隐派红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虽然回答了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巩固己说。无论如何，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红学从发展趋势上已进入了衰竭时期。
但发展趋势上的衰竭不等于索隐的方法没有人再用，即使考证派红学成为主流的学派，踞于“艳冠群芳”的地位，仍不断有索隐派的文章与著作公诸于世。1921年至1954年这一考证派大发展时期，有两部索隐派红学著作值得注意。
第一部著作是寿鹏飞撰写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蔡元培撰写的序言：
余所草《石头记索隐》，虽注重于金陵十二钗所影之本人，而于当时大事，亦认为记中有特别影写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之本事。允礽被喇嘛用术魇魔即叔嫂逢魔魇之本事。亦尝分条举出，惟不以全书为专演此两事中之一而已。王梦阮、沈瓶庵二君所著之《红楼梦索隐》，以全书为演董妃与世祖事， 已出版十五年矣。同乡寿榘林先生新著《红楼梦本事辨证》，则以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以增删五次之曹雪芹非曹霑，而即著《四焉斋集》之曹一士，尤为创闻，甚有继续研讨之价值。因怂恿付印，以公同好。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
蔡元培的序写得颇见学者风度，虽然寿鹏飞与他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予抹煞，而是提出了“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学术主张，此种襟怀，实堪赞许。当然，寿氏的索隐与蔡元培小不同而大同，在运用索隐的方法上，特别是在反对胡适的“自述生平之说”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序言表示赞同寿氏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批评。
而在《红楼梦本事辨证》的一开头，寿鹏飞也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有明确的肯定。他在列举和比较了王梦阮和沈瓶庵、钱静方、胡适、俞平伯、鲁迅诸家的看法之后，写道：“综观诸氏之说，自以蔡书为能窥见作者深意。”但他又对蔡书有所批评，说：“平心论之，蔡氏不免为徐柳泉之说所拘，更引当时诸名士以实之，致多牵强。若胡氏竟指为雪芹自述生平，则纯乎武断，反不如陈独秀氏悉数推翻诸家影事之说，而纯作言情小说观之为斩却葛藤也陈独秀：《红楼梦新序》，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初版之《红楼梦》卷首。。然使竟如陈君之说，废弃本事，专观情迹，则又何解于本书开宗明义所谓故将真事隐去之言？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后之读者又何忍抹却作者深心，而以寻常小说等视之也？”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2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文艺丛刻乙集本；下同，不另注出。可见攻击重点在于考证派对《红楼梦》本事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寿氏撰写《辨证》是在考证派占优势的气氛之下，自不能没有现实的针对性。《红楼梦本事辨证》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对以前诸说的批评与辨证，逐一胪列出九种说法，即（一）关于书中人物影射当时名伶；（二）有谓记金陵张侯家世者；（三）有谓记故相明珠家事；（四）有谓为刺和鳎唬ㄎ澹┯形讲刳呶持担唬┯形接吧洹督鹌棵贰罚弧。ㄆ撸┯形郊乔迨雷嬗攵蹂墓适拢唬ò耍┯形接吧淇滴醭巫刺唬ň牛┯形较挡苎┣圩允錾健６砸陨现钏担偈霞戎赋麓描Γ植灰槐誓ㄉ罚龇⒌闫木呖凸凵省Ｈ缍酝酢⑸蛩髡诺那迨雷嬗攵⊥鸸适滤担钆舴扇衔岸辔春祥荆还砸馕选保币部隙ㄆ洹吧杏凶猿梢凰抵壑怠薄Ｋ担骸岸蹂欠窦次⊥穑雷嬗攵蹂率欠窦次逗炻ッ巍肥橹杏笆拢惺粢晌剩词菇厝涣绞拢蝗绱搜耷椋龅弁跫遥嘧闶剐∷导矣泻喜⒏交嶂帷！笔倥舴桑骸逗炻ッ伪臼卤嬷ぁ返�14页。自是合理的推论。对蔡元培的索隐，一方面觉得“深得作者真意”，一方面又指出：“第其采用徐柳泉说之宝钗影澹人一段，则殊未当。”对明珠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和张侯家事说，寿鹏飞否定得比较彻底，认为于史实、于情理都不相合，“其谬不待辨矣”。至于说影射《金瓶梅》此说系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提出，1925年天津大公报馆印行，线装一册。，寿氏认为是“不经之评论”。对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自传说，寿鹏飞也有所分析，肯定其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考证，并说胡适“攻击他说疵点，亦有可取”，但仍感到未搔到痒处，问道：“若《石头》一记，止为曹雪芹自述生平而作，则此书真不值一噱矣。”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19页。他指摘胡适从无意味方面加以武断，抹煞了《红楼梦》作者的深心。
寿鹏飞自己的正面主张，是认为《红楼梦》影射雍正夺嫡。他说：“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当然此说并非他的首创，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即提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26页。“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参见《红楼梦卷》第2册，第421页。蔡元培也说过宝玉象征传国玺，指太子允礽。寿氏发挥说，宝玉是指传国玉玺，因系国宝，所以叫宝玉；通灵玉上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字样，传国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寿氏据此认为前者影射后者甚为明显。又玉玺为诸皇子及群雄所争，所以“见宝玉者，人人皆生恋爱关系”。还说贾母因是康熙的影子，贾母爱宝玉是比喻其宝爱帝座，“不肯即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轻立储二，以宝位畀允礽也”。金陵十二钗分正册、副册、又副册，恰好三十六人，分别影射康熙的三十六个儿子。宝钗、袭人都影射雍正，“袭人二字，有乘虚掩袭之意”，比喻雍正“袭取帝位”。蒋玉函是指“藏玺之函椟”，所以“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玺函以紫檀为之”。袭人的猩红裤带，以及宝玉换赠给蒋玉函的松花带子，都指的是“玺绶”。宝玉与蒋玉函发生暖昧关系，是说“与传国玺有特别恋爱者，惟此函椟耳”。而袭人后来嫁给蒋玉函，是“极言清室玉步已移，此龙衣人所争得者，亦止空函而已”。参见《红楼梦本事辨证》第37至第44页这样一些说法是否可信，可以权当别论，我们不能不佩服索隐者的想像力，而且与其他索隐派相比，隐约感到也许上述说法真的捕捉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玉玺”为什么住在“紫檀堡”？考虑到曹雪芹给书中人物命名的惯例，恐怕不是毫无意义的巧合。甄宝玉在《红楼梦》中出现，使很多研究者感到费解，对此，寿鹏飞提出新说，认为甄宝玉是南明弘光帝的影子，作者用甄、贾二宝玉象征南北两朝对峙局面。作为探讨《红楼梦》命意的一说，或至少作为一种猜测，应该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
问题是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寿氏对林黛玉是废太子理亲王胤扔的影子的索隐，使他完全陷入他所批评的以往各种索隐的故辙。他说：“林者二木，二木云者，木为十八之合，两个十八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数。而理王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与玉字合，而去其四点，则为代理二字，明云以此代理亲王也。”又说，“胤礽于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故黛玉到贾府时，假定为年十四也。”如此曲为弥缝，与王、沈以及邓狂言的附会实无二致。况且黛玉进贾府时明明是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