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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点发端于明代中期，李卓吾、叶昼是最初的代表人物；到明末清初，由金圣叹集其大成，随后又有毛宗岗、张竹坡，评家迭出，使《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因评点而影响更著。脂砚斋，畸笏叟批《红楼梦》，承继的就是李卓吾、金圣叹评《水浒》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李、金在已经流传的著作上加批，脂砚斋当作者写作之时，便一面整理、抄写，一面加以评点，批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创作。
脂批的价值自不可低估。有关《红楼梦》创作的许多情形，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生活依据，脂批里多有线索可寻。解开脂砚斋之谜，对解开《红楼梦》之谜大有帮助。在艺术理解上，脂批亦不乏独到见解。如第十九回评贾宝玉的一段话：“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这段经常被研究者称引的批语，见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第十九回，实际上概括出了文学典型的一些特征：似曾相识，却没有见过；虽未见过，仍感到栩栩如生；既可解，又不可解。这就是艺术典型——熟识的陌生人。
脂砚斋的感受包含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基本规律在内，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脂批中像这样进入理性层次的阐发并不是很多，最常见的还是随感而发的感受性批评，其中一部分针对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为行文章法和人物描写称奇道妙，一部分则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抒写批者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后者如第一回癞头和尚指着甄士隐口赋一诗：“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脂砚斋在诗的首句旁批道：“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同回写甄士隐遭火灾后投奔岳家，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脂批于此处写道：“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这类批语在今存各早期抄本中，保留不少，平心而论，是不能算作正式的小说批评的。更不要说，还有不少纯属调侃性质的批语，如称赞晴雯“好腰”、“好肩”；宝钗拧了黛玉一把，脂批说“我也欲拧”；凤姐讲笑话，脂批说“余也要细听”等等。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观点看，脂砚斋、畸笏叟几位批家远逊于金圣叹的批《水浒》，在小说评点派中算不得上乘。研究者宁愿更重视脂批中透露的关于作者生平和成书过程的材料，对脂批的美学价值一般不给予过高的评价。
倒是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之后，随着在社会上影响增大，致力于评点《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有铭东屏致张新之的信，其中有“《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的话，可证。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估计，至清末当更多，参见一粟编《红楼梦书录》第37至第74页。，先后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评家，其中以“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三家的评注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这三家可以说各有所长：王评对书中情节发展的层次结构缕析得较细密，抓住了人物和事件的主从关系王评本的书前总评有一段写道：“《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对书中人物的主次定位，大致不误，有助于读者理解全书。；张评视《红楼梦》为“演性理之书”固是附会，但于作者写钗、黛、晴、袭的匠心，时有发挥；姚评则俨然一统计学家，标出了从主要人物出生时间到荣宁二府出纳的财数和婚丧所费银两等大量数字，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企图从整体上来把握和认识《红楼梦》，因此书前都有长篇的总评性的文字，王评本叫“红楼梦总评”，张评本为“红楼梦读法”，姚评本称“读红楼梦纲领”。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仅就评点方法而言，这三家比脂批又进了一步。复按其内容，可以发现，评点者的态度是冷静的，在情感上已经同作者疏离开来，不像脂砚斋、畸笏叟那样，动辄“失声大哭”、“血泪盈腮”。对文学批评来说，评论者和作者在情感上是否疏离开来，是一个必要条件。具体参与创作过程的人，严格地说，不具有客观地批评该作品的资格。王、张、姚诸家的评点，没有停留在随作者亦步亦趋，只是称奇道妙上，而是在被作者的妙笔所征服的同时，也不断指出书中的种种矛盾王评本在总评中列出《红楼梦》的矛盾处19条，姚评设“纠疑”专节，列出21条，两人都声明不是“吹毛之求”、“雌黄先辈”，而是“执经问难”，“以明读者之不可草草了事”。，更证明批者和作者以及作品在保持一定间距。
王、张、姚之外，道光至清末民初，评点家尚多，值得注意的是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王伯沆的《红楼梦》批语。王批出现最晚，但评点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14年秋天到1938年冬天，先后精读二十遍，用朱、黄、绿、墨、紫五色笔加批五次，经过二十四年，可谓惨淡经营王伯沆名王瀣，江苏溧水人，1884年生，卒于1944年，他评点的《红楼梦》现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上、下二册， 1985年1月版），可参阅。。哈斯宝是蒙族作家，他把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缩译为四十回，每回后面都有一篇批语，另在卷首和书后有序、读法和总录，摹仿金圣叹批《水浒》的格式甚为明显。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因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当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诚然不得要领，但批语中探微入妙，会心独得处比比皆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领悟，常常高出其他评点家之上。下面让我们看几段批语的原文：
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像极好忠实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这同当今一些深奸细诈之徒，嘴上说好话，见人和颜悦色，但行为特别险恶而又不被觉察，是一样的。作者对此深恶痛绝，特地以宝钗、袭人为例写出，指斥为妇人之举。
文章中的褒贬不在话多，有时仅有一两字就可以交代清楚。薛宝钗是在林黛玉之后来的，见宝、黛二人情意深厚，便千方百计僭夺宝、黛之盟。上对贾母、王夫人谄谀备至，下对仆妇丫鬟笼络讨好。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她费尽心机，故意要赏鉴那块玉，笑脸看着婢女，让婢女说出同自己金锁上的话是一对儿。写这等情节，令人不觉出她的奸诈狡猾，回目上也只写“巧合”二字，就这样却淋漓尽致地揭出了她是何等奸狡。如不仔细读，人又怎能得知。有人说，说宝钗的心地行为如此，总该是冤枉的。我说，如果那样，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凭宝钗这等才德容貌，难道还不能入选么？这是何人捣鬼？读者为何不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37页。
这是第五回的一段批悟，集中评论的是宝钗和袭人。从今天的观点看，也许会认为哈斯宝对宝钗评得太苛刻，不够雍容大度，但不能不承认，他的评是从作品实际出发的，还是捕捉到了宝钗性格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他在探究人物的写法时，进一步阐述道：
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129页。
还有《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宝钗和黛玉突然和好，红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哈斯宝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宝钗和黛玉并没有和好，理由是：
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本回里钗黛已经和好， 岂知在这一回里钗黛已经走到裂痕难缝的地步。何以见得？若没有本回钗黛和好，黛犹往日之黛，钗犹往日之钗。黛若是往日之黛，宝钗的狡计就无从施起；钗若是往日之钗，在黛玉面前便施展不开狠毒骗术。读了这回就应知道，黛玉之衰已经很快，而宝钗之兴更为加速了。此又何以见得？若不是钗黛和好，宝钗怎能在黛玉面前说：“又不老，又不少，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黛玉之病加重是因何故？她的心渐渐死去又因何故？宝钗这几句话便是投向黛玉的一把穿心断肠的匕首。后文第二十七回中又用了一把利剑，可怜黛玉便经不住了。所以我说到本回已是裂痕难缝，请高明之士鉴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71页第72页。
哈氏看来是彻头彻尾的抑钗派无疑矣。不过他的抑钗，是建立在剖解作品的具体描写基础上的，抑得偏而有中，自成其说。我尝认为，钗黛的和解缘自各人爱情纠葛的解决——宝钗因第二十八回元妃赐礼物独她与宝玉的一样，事实上获得解决；黛玉由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宝玉告诉她“放心”，心灵上获得解决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109至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并不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此便不存在了。哈斯宝的看法与拙见情似而理不同，自有他的会心处，未可全然抹煞。老一辈红学家如吴组缃先生，至今对宝钗仍是这样看法，他的许多分析和哈斯宝不谋而合。哈氏对书中明文交代的进京待选一事后来竟置而不提表示怀疑，吴组缃先生则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新译红楼梦》的序言标明，系“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1页。，即公元1847年8月11日，相当于王希廉评点本问世不久，在当时的红学评点派中，哈氏不愧为独树一帜之作。
红学评点派在红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梳理和评估。我想说明的是，评点派和小说批评是有分别的。不管怎么说，小说评点更多的是抒写评者的比较零碎的感受、心得、体会，主要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不是依据一种成型的美学理论，用适合特定对象的方法进行批评。钱锺书先生说得好：“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这是两者最主要的不同。当然也可以说小说评点是中国式的小说批评，但即使这样，就红学而言，仍可以把小说批评派红学和评点派红学区别开来。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创始人不是别个，应是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的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关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国维在此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