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于考证派所主张的《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迹，更是有据可寻。例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与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的史实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说，她年轻时看过家里的小戏班演的《续琵琶》，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写的传奇，由贾母口中说出恐非偶然；还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用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曹寅生前经常把这一俗语挂在嘴边。当然曹家是被抄过家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后还将写到贾府被抄。至于脂批提供的例证就更多了。所以考证派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的历史，而不是索隐派所主张的清初政治史，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宣战，就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为自己的利器。
问题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来确立这种红学观念。要说自传，世界上许多长篇作品都带有作家自传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写的《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一文中，已不满意胡适的自传说，他说：“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69页。又说：“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第四十二回宝钗对惜春画大观园发的一段议论，每每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树立观念的立论依据，即所谓“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能讨好的”，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经过艺术概括。李辰冬在引录宝钗这番议论以后继续写道：
绘画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老实地抄写实在，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是一步一趋丝毫不错的照真的抄写。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后还留一位飘流的新妇，于是就以为不知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如果这样说法，歌德自杀后才能写《维特》，因为维特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可是维特因烦恼而自杀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
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本事”的看法，与索隐派和考证派有很大不同。他们基于不同的红学观念，互相批驳起来，难解难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发点来说，红学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据。分歧的焦点在于，到底把《红楼梦》当做文学作品看待，还是当做历史著作看待。在理论上，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信史，但实际上，在处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则考证派就不会提出“京华何处大观园”的问题了。
俞平伯在1922年写的《红楼梦的地点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的存在，大观园也绝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 《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1页。但考订的结果，并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相反，却陷考订者于荆棘丛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结尾处失望地说：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20页。
考证派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此后涌起的新说仍不断出现，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两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证派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反而为小说批评派的攻击留下无穷口实。1972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宋淇的《论大观园》宋淇的《论大观园》载香港《明报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奠立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为中心，确认“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连载，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8页至第80页。这些论断清晰而明确，理论上无懈可击，从《红楼梦》是小说的角度看，在红学观念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
红学三派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冲突，由来已久，来源有自，但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加以总结。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三篇文章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至143页。，可以说是一次最系统的辨析和总结，真正把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上升到理论高度，赋予与红学研究以自觉的意义，为从学理上理解红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红学的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派具有奠基意义，那末，余英时的文章则是红学史论的“典范”，对辨析红学三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余英时文章的疏漏之处，是对俞平伯和自传说的关系存在着误解。这主要表现在，他认为俞平伯是自传说的主将，直至 1953年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以前持之甚坚的自传说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页。。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 1925年1月，即《红楼梦辨》出版后不到两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对《红楼梦辨》进行“修正”。修正什么？主要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因为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中心观念”。他说：
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4页至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在当时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与考证派的红学观念相决绝的态度。当然《红楼梦辨》不同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里面并未忽视作者的文学手腕，甚至还有“《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一类话，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这里。他承认受胡适和顾颉刚考据癖的熏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宁愿从文学观念和书中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俞平伯提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比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刹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再讲一句凿方眼的赘语，不似旧者为新；若果似旧，何新之有？以似某为文学的极则，则文学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贴上创造的签封，岂不羞死？”②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页至第7页。又说：“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略多，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②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而且是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红楼梦》自不能例外。
结合《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映现在作品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不是单纯的回现。比如可以举出三个问题：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俞平伯说对这三个试题，如果在写《红楼梦辨》的时候，肯定要一一指陈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可能那样做，而是会辩证地予以解说，回答变成：
书中每写到宝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非全体的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