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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三派之间的关系，不简单是索隐派发生危机之后出现考证派，考证派发生危机之后出现小说批评派；实际情况是，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这一点王国维、俞平伯都曾指出过。而王国维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在时间上反而早于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三派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互相攻伐，并不影响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适当年向索隐派发动攻击，威势不可谓不猛，但同时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红学观念的漏洞。后来此派又发生了材料危机，在解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难点上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隐派才有可能复活。小说批评派红学一直占有理论上的优势，因此发展得似乎较为顺利，而且由于它永远不离开作品本身，《红楼梦》展示的艺术世界已使它流连忘返，相对地说，不像考证和索隐那样受一定历史材料的限制，结果红学发展到今天，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只有小说批评派方兴未艾。可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考证派和索隐派的喧嚣，红学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和红学的独特魅力也就减弱了。红学本身也有一种寂寞之感。这涉及如何保持红学的学科特性的问题，值得探讨。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红学有自己的特性，单是用一般小说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还不能叫做红学，尤其不能成为正宗的红学参见周汝昌的《献芹集》第187页至第188页、第225页至第2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来界定红学的范围诚然不无偏颇，但他强调红学自有本身的树义，殊可理解，因为小说批评与索隐和考证不仅观念和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大异其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从历史上看，与索隐派的阐证本事和考证派的家世考证是分不开的。如果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发展中尽量吸收索隐和考证的积极成果，在方法上有所融会，是否在树义方面会进一步保持红学的特征呢？
事实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吸收红学考证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正确考订和确认，还是小说批评赖以知人论世的必要前提。提倡新典范的余英时先生，就反对把小说批评与考证派的自传说对立起来，他说新典范无可讳言地偏袒自传说而远于索隐派参见《海外红学论集》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但索隐派的一些观念和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和小说批评对立起来不可。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曾经以索隐派为援手，当然是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情况。可是在探察《红楼梦》思想内涵和政治寓意方面，索隐派不见得对小说批评毫无启发。如果没有蔡元培等索隐大师的启示，《红楼梦》客观存在的反满思想或如余英时所说的汉族认同意识，极可能为我们所忽略，何况，事情还不止如此。
1980年，牟润孙先生写有一篇《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的文章，提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皇帝的象征，大观园是清圣祖南巡时苏、扬、江宁若干行宫与园林的混合体的假设牟润孙：《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参见胡文彬、周雷编《香港红学论文选》第56页至第7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他说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大观园中有栊翠庵、玉皇庙、达摩庵三座庙，栊翠庵中有尼姑妙玉，玉皇庙中有十二个小道士，达摩庵中有十二个小和尚，这只有皇宫中才如此设置，要不就是皇帝南巡临时采取的措施。《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凤姐对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伙，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说声用，走去叫来，一点不费事。”牟润孙据此论证说：“贵妃岂能常常省亲，只有隔几年皇帝就南下巡幸，才可以说‘出来就要承应’。”
还有元春归省时出题要众姊妹做诗，她给园中各处景物题匾，牟润孙认为也是仿效皇帝南巡的行为，因为巡幸中的皇帝经常自己赋诗，要大臣和韵，同时给苏、扬等地的寺院、迎驾的名园，颁题匾额对联。书中说：“贾元春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命他进园居住方妙。想毕，遂命太监夏忠到荣国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着进去读书。”牟润孙说：
这似乎是由皇帝的行宫不准人民入内想出来的，如果真有贵妃省亲的事，贵妃娘家如果都要造一座园子，供贵妃省亲，而省亲之后平时再不许别人进去，在北京的皇后贵妃娘家有多少，要造多少园子空闲起来？只有皇帝的行宫可以禁止别人入内，皇后都不能如皇帝那样有不许别人进去的行宫，何况贵妃？大观园要敬谨封锁，不是象征皇帝行宫是什么？
又说：不光元春省亲种种排场与皇帝南巡相类似，即以建造大观园来说，哪一个贵妃家有力量花若干万两的钱，为女儿省亲，造那么大、那么讲究的花园？如果贾贵妃是影射曹家之女，康熙时代曹家正在替清圣祖在江南经手弄钱，他又是包衣下贱之人，敢为自己女儿回娘家造个大观园，纵使清圣祖能容忍，清世宗抄曹家的时候，这座大观园为什么不见提起？若说大观园是随园前身，元春省亲只花了一天的工夫，她如何能去南京？从历史来看，从情理来推测，元春省亲是皇帝南巡象征，应是毫无疑问的事。
另外，黛玉别号潇湘妃子，是否作者有意安排她做皇帝的妃子？宝钗别号蘅芜君，据《拾遗记》载：“帝息于延凉室，梦李夫人授帝衡芜之香，帝惊起，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是否也有以宝钗象征帝妃之意？湘云二字，见于唐代诗人张籍的《楚妃叹》，很可能是用楚王的樊姬比况史湘云。
牟润孙在诠解上述例证的基础上归结道：“宝玉所爱的所娶的与续娶的女子都以皇帝妃子相比拟，从与女人关系这一点上说，以宝玉象征皇帝，应当是符合曹雪芹写《红楼梦》构想的原意。入住大观园的都是女人，此外只有宝玉一个男人，岂不正是宫中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男人的象征？既是宝玉一个人入住大观园，从这一点上说，此时大观园又是象征皇帝平日居住的园子。”借省亲写南巡，是脂批的明文。考证派对此持论甚坚。现在沿同一方向思考，提出贾宝玉是皇帝的象征，大观园象征皇帝的生活环境，钗、黛、湘象征皇帝的妃子，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或者至少是否可以作为《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说？如果认为不是全无道理，那末，索隐派提出的宝玉颈上系的通灵玉是玉玺的象征，可否成为一条旁证？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推论，大观园中那些可恶的老婆子，很可能是宫中太监的象征？当然只是象征而已，不是说每一寻常言行都与历史上的人和事相吻合。
牟润孙在文章的结尾处特地加以说明：“《红楼梦》是小说，小说中每个人物不能只是象征一个人，每一个小说人物，可能是许多实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体。在贾府兴盛时，宝玉某些形象是象征皇帝，到贾府被抄，宝玉遭难，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家族中某些成员的象征。即在平时，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也并非时时象征皇帝，只是从住进大观园，一群女孩子围绕着他，和他与女人的关系，这两项故事上说他象征皇帝而已。大观园在贾贵妃省亲时象征皇帝行宫，贾贵妃传谕令人住进大观园也有此象征。及至贾家被抄，则象征普通官员的园林而已。小说不同历史，曹雪芹汲取若干实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小说中的人物，更汲取若干地方的景色，渲染成小说中的景色。《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传，也不是实事纪录，岂能要求每个小说中人物与实在人物完全符合。不能在小说中寻求历史，是人人知道的事。本文说宝玉与女人关系象征皇帝，贾元春省亲象征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从某一些行为上说，则当然不能从宝玉、元春所有一切行为与语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说他们的遭遇与皇帝完全符合。”这一说明旨在与索隐派划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为小说批评也不能回避对作品中象征意义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确阐释作家的诸种象征手法和象征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说批评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意图表现的多层次性。
蔡元培说《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数层障幕”，不失为有识之见。当然他没有用象征这个概念。《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在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这点上可以相互补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是，则红学三派的观念和方法在长期冲突的同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对作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客观意蕴如何理解。
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着眼点，在作家的主观命意上，所以他们拼力以求的是《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初的艺术构思。小说批评派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命意，但不赞成离开作品本身去寻找。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概括：“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至24页，台北联经版，1981。不过应该补充一点，从作品本身发现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单一的。长篇创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年或几十年，直至终生，是常有的事。时间的推移必然包括环境的改变，从而使作者思想发生变迁。因此作品的最初构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区别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号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中变化可想而知。
何况，文学语言既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碍；文学意象已不同于作者的构思，作品所展开的世界有时会忘记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说的话，需要与作品的规定情境相吻合，与人物性格一致起来。但不排除聪明的作者兴之所至，会做出位之思，把写作时周围出现的即情即景、本地风光，以及作者一时的感喟，巧妙地编织进作品中。考证和索隐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文学创作中随时掺入的部分和前后变化的情况，一一搜寻出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
比如庚辰本第五十五回的开端，明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今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将宴乐俱免。”第五十八回承前文又写道：“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俞平伯认为这不大像一般小说的写法，很可能是时事的记载，于是查《清史稿》，发现在乾隆九年确有一位姓纳喇氏的老太妃薨逝，雪芹是顺手牵羊，写在书中了②俞平伯：《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1页至第23页。。还有第十一回写着：“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节气说得很确定，不像随意虚拟。俞平伯查《万年历》，从雍正元年查到乾隆二十八年，共四十一年，约相当曹雪芹的一生，只有乾隆十年“十一月大，二十九日丙申，夜子初二刻八分冬至”。按一般说法，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正是老太妃死后的第二年②。这样的考证，对确定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