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坚持像主不是俞楚江，原因是俞瀚“长身锐头，玉立峨峨”，和画像不符；同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辩文章宋谋：《陆厚信“雪芹先生小照”辨》，《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9月7日，梅节著文作答，以《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先生的质疑》为题，发表于香港《文汇报》。陈毓罴、刘世德则撰写《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参加梅、宋论争。而史树青的《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此时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刊出史树青：《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第329至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作者称两年以来在阅读诸家文章的同时，又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表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仍然信心十足”。因为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一文中谈到，陆绘画像“是一部册页，一共好多开”，不是“一个册页”，1963年在北京目见原件的一位先生曾向他指明：“是一共捌开，没有错。每开皆有诗画。另外的人像不一，或坐或立，姿态形相也各异。”对此，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收藏画像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武志远、赵新来写给他的信，证实画像“只有一页，绝不是一册”，认为周汝昌“未看过原物，全是道听途说”。武、新二人并抄了一张1963年购买画像的单据给史树青，其中写道：“清代曹雪芹小照一张，价五元整。”系从商邱县博爱十五街七号郝心佛手中购买，经手人是范殿钧。史树青的结论是：“一开册页，半伪半真。”
当围绕陆绘画像的论争趋于白热化之时，对王绘画像的讨论仍在进行。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一方面刊出史树青的《再论》，同时发表了邓绍基谈王绘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文学遗产》同年第二期则载有陈毓罴、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他们继续多方面论证王绘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俞瀚。接着，宋谋又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一期上发表商榷文章宋谋：《“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针锋相对地提出王绘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同时对皇八子永璇等四人的题诗是否都是题的王绘《幽篁图》表示怀疑。而陆绘，由于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河南省博物馆的有关材料，讨论各方又经常涉及到原件的册页特征和发现经过，所以红学家们纷纷赴郑州目验实物。冯其庸在看过陆绘之后，发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皴擦水迹”，似已“改头换面”，目的是将原画俞楚江的“长身锐头”改成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冯其庸：《梦边集序》，载《艺谭》1981年第4期。。宋谋则三下河南，找各有关当事人寻根问底，河南省博物馆也做了许多调查。
这时已是1982年，正好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应大会筹备处的邀请，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到会，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读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结论是陆绘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第二天，上海各报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以为二十年悬案终于水落石出。但周汝昌、宋谋仍持异议，认为结论并不可靠。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对画像鉴定之后，也说尹诗与陆绘及题记似一体，墨色、印色无显著不同。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曹雪芹的头像》，持类似看法。于是宋谋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画人做直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与周汝昌的《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载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师院学报》。售画人郝心佛则写出《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自道作伪过程，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五行题记系朱聘之所添，画像原装一册三十多页，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画像和尹诗在倒数第二页，最后是张鹏为陆绘题的四首七绝。与此过程有关的程德卿，也写了《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些有关材料，都在 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致宋谋的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报》，对此，宋谋写了《“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后来均刊载于江苏省红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和徐邦达的《悼红影议》，此时也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由于宋谋在文章中对所谓画像后面的张鹏题诗表示怀疑，认为售画人言词闪烁，矛盾甚多，并说程德卿不是局外人。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发表了《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来回答宋谋 。文章的内容和措词，许多地方已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陆绘印章的风波。徐恭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南京《红楼梦》讨论会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验原件，发现五行题记下面的“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当时陆绘画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与会者看过之后，也觉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而参与作伪者之一的陆润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陆厚培。如是，则后题跋之说当毫无疑义。但有人拿来了《古玺文编》，证明信字古写恰好右侧作“吝”。后来郭若愚等又著文谈题记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只能与“培”字有联系，与“信”则风马牛不相及。宋谋也觉得应该承认后题跋说了。但他说：“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他强调这桩延续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但究竟了结没了结，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页至第333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页至第361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赫然此七律也。跋语中确定为雪芹遗作，以晚年得见之为幸。”他自己的看法则未明示，只说：“认真比辨伪难，良信。”意甚微婉。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1至第372页。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曹雪芹题敦诚之《琵琶行传奇》一折诗，敦诚于其《鹪鹩庵笔麈》中谓为“新奇可诵”，惜敦诚未引全诗……“全”诗既出，士林竞相传诵，《红楼梦》资料书，几无不翻印、注解，且复为文考释。近日颇有谓前六句为伪补者，又有谓为确系曹作者，一时视听颇乱。余以曾先睹此“全诗”为快，故仅就所知，以告读者。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 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殆上海印布该“全”诗后，余始闻人言，汝昌曾告人，谓该诗系时人所补。斯时也，谈《红楼梦》者多以为异：益以既知为时人所补，必知其为何人，何不明言其人也？又颇有人认为，前六句即出汝昌之手。他友之关心此问题者，知余与汝昌相善，时来相问，亦有外地不识之同志，投书见询。遂再度致函汝昌。得复云：“（上略）场韵七律，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种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下略）”观此书词气，则前六句为汝昌所补之说，似非无据。盖其所云：“其人原非作伪之意”、“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诸语，已足使人疑为补者自解之词。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七五O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