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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李渊）（玄宗，安史之乱）（宪宗）（哀帝）
618741820907（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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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101′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楔子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蒙古大军前敌总指挥、后来当了元王朝宰相的伯颜，在拒绝南宋议和使臣的口头语。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破了宋帝国的来去之道。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巧合。前有曹魏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汉王朝的江山，一万个不情愿的汉献帝，无奈拱手把祖宗的基业送给曹氏。但是，后来曹魏的江山，也是由孤儿寡母拱手“禅让”给了晋王朝的司马氏。后有大宋王朝，赵匡胤兵变后，从后周孤儿寡母——7岁后的周恭帝柴宗训与二十多岁的后周符太后手中夺得江山。320年后，宋王朝的江山，也是由赵氏孤儿寡母拱手让给了元王朝。
赵匡胤的母亲是极具远见的非常女性，她看到了宋帝国“得国由小儿”的事实，千叮咛万嘱咐，却终究未能使宋朝摆脱“失国由小儿”的命运。她在临终前与赵匡胤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杜太后：你自己知道你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吗？
赵匡胤：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的余荫啊！
杜太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做天下之主，众心不能亲附的缘故罢了。你和弟弟赵匡义都是我生育的，你身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天下四海至广至大，能够册立年长君主，是社稷的福分！
赵匡胤：一切遵照太后的教诲！
杜太后：那就让赵普记下我的话，以后不得违背！
孝顺的赵匡胤确实谨遵母命，把帝祚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北宋前期几代还真是受益匪浅，鲜有王室恶斗。只可惜赵太后的训诫是有保鲜期的，宋帝国后期的接班人，并没有把她的话时刻装在脑边。
说起来，像宋帝国这样的王朝，还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有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但却也有着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最终却也能够苟安了三个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
黄仁宇甚至还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证据是“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的确，宋帝国的外弱形象下，掩藏着一种务实的气质。
宋朝还有不少善政：比如，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从内政绩效上看，汉、唐逊它一筹。
然而，宋王朝在历史地位上，却历来被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排在汉唐之后。
最大的把柄就在于祖国统一问题。说来可怜，两宋320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但它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超过三个世纪的长命政权，宋朝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即便在全盛的时候，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宋朝撑不过三代就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奸臣佞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
1、大宋为什么一任国门洞开？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宫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二是在“君弱臣强，方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治者来说，如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赵氏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