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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众与债务
在第2节所讨论的一般形式中，非生产性的债务原理是独立地被运用到决策的任何一种结构之中的。这个原理，对于那些想要以借债来进行当前消费的人来说、是一个警告；而对于任何一个想要以公债形式为日常开支筹措资金的政府来 说也是一个警告。然而，对于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府来 说，诉诸于这种类型的债务财政，其后果更为危险，这里的原 因在基本按私人范围组织起来的个人或小集团之中是不存在 的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存在。其中的差别并不是来自债务关 系的逻辑上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形成决策的不同的世俗环境。
我们首先考虑个人的情形，这个人为了增大他当前消费的流量，就只好向别人借款。在开始，他会成功地增加这种服务流量，然而，在往后的时期中，他会面临还本付息的负债。由于一个人在该过程中要保持一种持续的恒等式，因此，这个人会现实地认识到他的债务所带来的永久性义务。一旦他走上了借债的道路，那么，他也许会认识到他借以摆脱债务两难困境的出路的逻辑。他将会认识到，正如他是以将来潜在的支出为代价换得现在增加服务享乐的利益一样，他可以通过现在的还债，而在将来能够享受收入增长的喜悦。
请注意，这里通过合理地，基于效用极大化的计算显示，他不需要偿还债务，即使那个人认识到由于他以前通过借债用于消费，他必须承担随后的成本。如果他的偏好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人可能宁肯承受长期负债的负担，而不会为还清欠债而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债务一旦被创造出来，就相当于吃尽资本；类似地，偿还债务就相当于创造资本。这位担负着现存的债务义务的个人可能选择也可能不选择偿还债务的道路。
然而，如果个人的基本偏好会发生变化，那么情形就会呈现出以下结局：这个人将对当前消费与将来利益作出权衡抉择。这种相关的抉择是在个人目前的期望范围内作出的，他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清醒的。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特点，引起了目前承担债务的个人与民主国家政府的决策者之间在计算债务上的明显差别。对后者来说，抉择并不是发生在决策者的目前的期望范围内。因此，关于清偿拖欠的公共债务的任河决策都必然包含现阶段纳税者与（或）公共服务的受益者所作的牺牲，以这种牺牲来换取将来的纳税者与公共服务受益者所享受到的、为政府所许诺的利益。但是，将来的受益者并不是现在承担偿还债务的成本的人们。面临着这种现实，债务偿还在政治领袖们看来，可能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实现政治均衡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考察一个我们正在分析的定义明确的例子。在以往各个时期中，政府发行了债券，并且已把这笔由债券发行所筹集的资金用于日常的公共服务之中了（包括转移支付）。现在政府面临着一种未清偿的债务负担，这种债务的价值由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券表示。现在，有人建议采取一种系统的偿债政策、要建立一种偿债基金或类似办法，以确保经过一段适当安排的时间后，全部拖欠的政府债务将得到清偿。然而，一个直接对立法过程中的中间投票人的偏好作出反应的政府，是不可能把上述建议付诸实施的。立法机构中的成员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中实施决策权的，因此，不能确保在M
阶段中的立法成员或持有中间投票人立场的成员会与
M＋1阶段中处于新的立法过程的人持有相同的立场。按照民主过程的本身的性质，选举是定期进行的，每一个特定时期所作出的选择必然反映那个阶段上的立法机构成员的偏好，并且，每个时期作出的决策还间接反映了投票者之间所结成的联盟，这种联盟是他们为了支持现存的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派而形成的。
为了充分理解立法决策者所面临的处境，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实行偿还债务的计划。如果决策者支持这种方案，那么，现阶段的纳税者与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必将面临更为繁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决策者会被迫削减当前的消费与私人投资流量，但是，不管当前阶段要承受的成本有多高，假定这个偿还债务的计划还是被付诸执行了。随着时光流逝，一个新的立法机构被建立起来了；而立法机构中的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变化了，这个新的立法机构支持重新扩展债务的政策，而由于前任实行的是节俭的还债政策，使得这新的立法机构扩大债务成为可能。当着还债的方案被第一阶段的立法机构采纳以后，对于这个厉行节俭的多数来说，并没有相应的收益或互换的利益来回报这些前任们。几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并不是如同个人生命周期问题那样，会导致个人对将来收益的贴现，而在立法机构中，决策过程明显地具有短期的特征。因此，财政节俭原则简直无法运用到民主政体中来。
关于债务的基本逻辑以及关于民主决策过程的基本分析告诉我们，如果道德的与（或）体制上的约束条件受到干预，那么，政府与社会就会产生公债，而公债一旦出现，就从来不会偿还。社会的收入将被降低，而如果社会一直禁止以公债方式取得财政收入的话，这种收入本未将会高得多。
五 债务、民众与拖欠
上述结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上的，该假定贯穿于本章开头至今的所有分析之中，这个假定就是，政府一旦招致债务，不会对这种债务实行拖欠政策。然而，完全相同的民主运转过程肯定会使拖欠发生，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道德约束的前提下。请考虑一个分析所设计的情形会发生的结果。政府为了增加当前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减税而发行了公债。随着债务利息支付额的上升；
用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的比率会逐步下降；
而税收会逐步上升。新的债券就将继续发行，直到临近政治反应的边界才为止；
在这以后，政府只有依靠削弱公共服务的开支水平与提高税收；
才能保持预算的平衡。而由于政治决策者的必然会出现的短期眼界，这种债务是不会被偿还的。
但是，拖欠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通过拖欠债务 ；
政府可以消除利息支付的负担。债券持有者（外来的持有者与国内的特有者）的资本价值被没收了，但是，由将来税收负债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价值（负值）却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流量可以被再一次增大；
税率也可以被降低；
作为取消了债务的利息支付的负担的结果，每一种边际都可作相应的调整。尽管政府仍想借债，但是、由于一旦政府拖欠旧债；
它就不能再借到新债。由于这个事实、政府预算在一种新的均衡点上达到了平衡，一种漫长的节俭财政的政体就由此而开始实行。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尤其是在政府机构发生变迁的民主政体中，潜在的借出者对以前被政府拖欠的债务的记忆会消失。政府会再次发现自己能够借到钱，用来扩张它的经常性开支，并且减税。上述结果就会统统再重演一遍。
六 一些限制
严格说来，上述分析中所追溯的循环性结果是取决于被抽象了的模型的性质的，而这个模型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描述。当该模型的若干假定彼放弃时，分析就需要有一些限制。只要经济是在增长的，那么，债务规模与财政挥霍的时期都可以随之而当然地扩大。政府可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继续扩大其发行的债券，这时债券的限制条件放宽了，政府不会达到债务的间断点或边界了。只有在这种边界上，反对进一步借债的力量才会迫使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缩减公务支出的比率或者必要地提高实际税率。一旦债务达到了上述权限，那么，进一步的实际经济增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轻为现存债务支付利息的负担。
我还假定过，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把货币创造视为是一种税。在一个似乎接近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赤字中只有一部分是真正靠公债来解决的。有一部分赤字是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而这种做法不应被看作是相当于由公众支付的日常的赋税的。弥补财政赤字的过程还包括允许政府拖欠债务，这些债务是债权人在以前的时期中所买的债券。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债务的创造与拖欠过程是同时并存的。然而，模型把这两者分离了开来，这还是有益的。
我还假定，政府是一种民主政府，所谓民主政府，就是指，其财政决策是对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选民们的压力而作出的，因此，财政决策也是有阶段上的区别的。在这种假定下，不存在关于债务发行的体制限制，也不存在对于“不负责的”财政的道德制约。因此，只要在客观上存在着这些制约，不允许政府以借债为非生产性的服务开支筹措资金，那么，前面分析中所得出的全部结果就可能得到制止。实际上，我在这里所作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出这类制约对于民主过程的必要性。
七 80年代的西方民主
尽管对于我那简单的高度抽象的分析委加一些必要的限定、然而，我应该指出，当我们观察80年代的财政政策时，几乎所有生活在西方民主体制中的公民都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到重要的教诲。在美国，我们看到，财政赤字的数额几乎与每年对债务支付的利息的数额一样大，预测一下未来，这些赤字必然使以后要支付的利息数额在总预算中的比重上升。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已经被缩减了，至少在扩张率的意义上被缩减了，而这种缩减将会继续下去。税率只是在名义上被降低了，从实际税率看，差不多全提高了。在70年代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政府对相当大部分的公债实行了拖欠政策，于是，债券持有者日益意识到这种前景。不存在政府偿债的任何迹象，谁也不能对此作出预测。福利国家显然已经达到了本身的极点，并且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政府在60年代与70年代不是实行那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那么，公民们从政府那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本来要高得多。
在别的西方国家，情况并无多大差别。在英国、联邦德 国、法国与日本，政府借债的迫切性可与美国相比拟。当然要精确地预测“危机”的准确时间，预测拖欠全面发生、一切结果 都将重新出现的结局，是困难的。在这一方面，财政或预算政 策不可能与货币政策分离开来，对于财政政策的信任危机不 可避免地与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在某种基本的建设意义上发生的货币改革不会延缓普遍的财政危机，倒反而会加速财政危机的到来。
然而，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一种悲观、忧郁情绪的传播者。如果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与领导都认识到财政与货币政策上的放纵挥霍是一种诱惑．都采取措施来对本国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自由行为施加种种制约．那么，还有希望进行建设性的体制改革。然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是如此严重，以致于根本不存在“速效药”，即便采取最好的打算，即使在明天，所有的公民都将采取真正的符合规章的态度、上述结果也是积重难返。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制度上对财政与货币领域的政府行为施加限制，以这作为漫长而又痛苦的改革过程的第一步，而通过这个时期，以往几十年中所犯下的错误才会被逐步纠正。
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行的认为财政赤字无关紧要的论点是一种危险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如果政治家们都认为赤字无关紧要，那么，他们就都会不靠赋税而支出⑥。从供给这方面来考虑，从长期看，债务财政所出现的赤字是比增税与削减支出更为严峻的一种局面。在后两种场合，此时此地我们还可以采取我们的药方；至于债务，那只是现在供我们吃的馅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