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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下列特征看来是存在的，则一种政治一法律秩序就可以在广义上归类为“契约主义的”：
1．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机构，在他们的活动中都受制于法律，受制于运行的立宪限制。
2．在法律范围内，一个政治组织的全体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决策机构，即从恰当定义的 事先 意义上讲，具有集体决策的同等权数。
3．在那些现存的法律内所进行的集体活动与那些改变这些法律的活动之间，存在公认的差别，而后者的决策规则比前者的决策规则更为包罗万象。
六 有限的与无限的契约主义式的应用
请注意，上述列举的关于划分的准则并没有提到这些现存规则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历史。当我们说一种符合上述准则的政治一法律秩序有资格称为“契约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指某些与这种秩序的运行有关的事情。在这样一种表述中，含有道德一伦理的内容。但是，由于不能认识这个契约主义的合理根据的严格的有限范围就发生了混乱。在现存的给定的规则下（这种规则必然包括个人之间禀赋的分配这些个人是在这种规则内私自地和集体地进行活动的），一种看得见的政治…法律秩序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舍被一种契约式的交易模型解释成为“得到解释——得到理解——得到证明——合法化”的一种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对于个人在某种概念上的 “运行之前”的政治阶段上所具有的关于禀赋的分配；对于这种禀赋的分配中所具有的道德伦理内容，却什么也没有说。
这里，与市场交易再作一次简单的类比，也许是有益的。假定有两个潜在的交易者，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初的苹果与桔子。在交易之前，A先生拥有93个苹果和43个桔子。B先生在交易之前有2个苹果和4个桔子。交易之后，A先生拥有9O个苹果与44个桔子；
B先生拥有5苹果与3个桔子。从伦理一道德的合理性范围来说，自由的非欺诈性的交易只有在下列制约中才是成立的，即两个交易者都得到交易的好处。但是，从交易过程或者从交易的现实性中，都没有给出关于交易之前或交易之后的禀赋的分配合义，都没有说明这种分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
也没有说明它是否是合法的。
把契约主义的准则扩大应用到现存的政治一法律规则运转的过程之中而越出有限的应用范围 ；
并推导出这些结构本身的隐含的特征，这就是罗尔斯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不需要在这儿对罗尔斯的成败进行评估。我所作的努力也许不是始终如一的，只限于有限的应用。但是，我对罗尔斯所作出的努力，是抱有同情与共鸣的，这种态度我希望是人所共知的。我基本上是与同辈的所有类型的契约论者持有同样的观点，不愿意用非个人主义的标准去对政治作规范的评估，也不愿意从实证的意义上把政治完全理解为一种利益冲突的过程。
注释：
①这一章最初是提交给 1984年6月在弗吉尼亚州的克拉斯托城召开的以“工业自由与民主秩序”为题目的自由基金讨论会的。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23 立宪民主、个人自由与政治平等 ①
一 导言
在我们美国，“民主”是一个肯定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在对各种政治统治方式所作的假设性的描绘中，人们广泛地使用着民主这个词，尽管各种政治体制在结构、目标与运行方式上是千差万别的。很少有一种政体会公然宣布自己是“非民主”的，即使是那些要禁止滥用语言的政体也不会不用“民主”这个词，还常常许诺国家会向“民主的”进程推进。因此，仅从上述这种众所周知的使用情况来看，民主这个词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空乏无力了，而在这个词下所包含的政治内容却是各有差异的。任何一种关于不同的政治结构的有意义的讨论都必须从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规范概念的考察与评价入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开始就透过“民主”的感情方面的内容来考察这整个概念的哲学起源。
我将指出，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环境组合下，“民主”才作为一种唯一需要的政治秩序而出现，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这种环境需要接受特定的哲学前提，同时要求对政治体制的运转过程有一种理解。按这种理解，“制度组织”这个术语必须先于“民主”这个术语而确立，如果民主这个概念要以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规范论据为基础的话。如果以稍微具体与详细的方式来表达，则我的观点就是、民主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即个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标准，进一步说，有效的政治平等是民主的运转原则，这种政治平等由于集体的政治活动被限制在宪法限度之内而得到了确实保证。只有上述前提实现了，“民主”才能假定为具有可评估的意义。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的论点中具有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从本质上说可以被归结为是一种广义的哲学观点；第二个部分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实践的，它从公共选择以及有关的其他研究中获得了很多现代的研究成果。
在第 2节，我将讨论民主的哲学上的或认识论上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民主”或“民主程序”就会失去规范基础。在第3节与第4节，在接受第2节所提出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我将讨论政治平等的规范原则与政治组织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第5节与第6节、我将讨论制度设计的含义与问题；尤其是由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并讨论了这个题目。在第7节我将讨论政治决策或者政治行动问题，我将评价现代讨论所处的现状。最后，在第8节，我给出总结性的结论。
二 作为价值源泉的个人
对于任何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来说，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价值源泉完全归结为个人。如果存在着非个人的价值源泉，或者说假定存在着非个人的价值源泉，那么，民主的政治程序充其量只能成为发现独立价值的许多可能的途径中的一种途径，这样，民主政治程序就不会比别的政治程序更加有效。上下千百年以来，无数的所谓的“政治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非个人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传统里，“政治学”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政治学，都包括对“真理”的探求，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化过程中。政治学的行动成了与科学中的行动相同的东西，这种政治学上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发现真理的过程。
有一点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民主过程至少包含着一批决策者，民主应该使个人对各种选择方案的偏好得到表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决策者所采纳运用，民主不应与“政治学”所追寻的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目标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学理论中的非个人传统中，这种抽象的目标被认为是至高无上并且无处不在的。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一批决策者通过与普通民众进行讨论商量，会比由一批专家组成的决策集团或由一个专家作出决策更为优越。但是，在另外一些环境中，由一个或几个专家来作出决策的方式也许是更为需要的，因为这种专家集团从能力的角度上更会产生有效的结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采用审判员与陪审团制度就是对后一种观点的较好说明。被告究竟有没有罪？这一点必须由符合宪法的程序来加以确定。在某些法律结构中，运用由多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在一种严格的投票规则中进行工作；对于产生一个“正确”的结果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在另一些法律机构中，决定权就由一个机构独揽。比如说，就由审判员来确定被告是否有罪，审判员被认为是更有能力进行“正确”裁决的人。在以上两种法律程序之间，没有一个先天的基础可以说明究竟哪一种定罪方式更为优越。
对上述论点作进一步的推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如果假设存在着某种独立存在的政治目标，不管这个目标被称为“真理”或“共同利益”，如果政治学从理智上说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目标的追求，那么，被大家广泛称为‘民主”的平常的选举过程就不是必要的了。有效的政治决策权威可以交给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或交给一批哲人一帝王，一个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小集团，一个军政府，一个独裁者。在上述种种非民主的政治统治方式中，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比那种带有广泛的选举权的普通选举过程更能达到“有利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机构组织的形式或者政府结构就与过程相脱离了，“民主”就根本不是作为一种过程，而是作为一种带有感情的术语被重新引入的，用来区别不同的政治目标。因此，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委员会可以坐而自称是“民主的”，因为它的行为是“为人民的利益”的，而不是以“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为目标的，当然。所谓“为人民的利益”这个定义是由在统治地位上的委员会给出的。
这些在“民主”的花言巧语掩饰下的独裁主义…极权主义政体是古希腊以来的非个人的政治学理论传统的一个自然的直接产物。我的论点是建立在下列坚信不疑的观点之上的：即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可作为工具性的、民主政治的防卫体系。在选举过程中，如果个人偏好受到重视，一种规范的情形必然是非工具的。因此，政治学中所苦苦追求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个人在建立政治共同体时所独立存在的价值规范。政治学的目标或对象是独立的分散的个人在参加纷繁复杂的集体活动中所拥有的许多目标的推广或实现。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出一个民主统治的一般规范防卫体系，则不存在什么离开个人目标的别的什么目标，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别的目标。
如果上述假定是可以被接受的——即，如果个人是价值评估的唯一的最终源泉——则我关于选举过程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价值（偏好、兴趣）可以得到直截了当的表达的论点就容易被人理解了。这里，问题就不再是如何通过政治学去发现或找到“真理”，也不再是从众多的政治选择中确定哪个观点是“最好的”，也不再是关于“共同利益”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政治机构或者政府，分散的个人以此为手段，作为有机的政治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共同达到他们个人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以个人主义与契约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学模型中，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东西，就简单地是这些东西本身产生的。要把任何一种结果或目标状态与别的结果或目标状态区分开来，说某种结果或目标要比别的“好”，这是不妥当的。这里，不存在一种可以作为任何个人目标排列标准而引进的超个人的标量。
在这个政治学模型中，任何一种决策方式，只要它与政治活动中的全体个人所表达出来的偏好不相一致，那么，它从最终意义上说，必定包含了公然的歧视。那些参加集体决策或集团决策过程的人，在面临不同的选择方案时，当然有表达自己评价与偏好的机会。但是，那些没有资格参加决策过程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偏好与利益必定得不到反映。请注意，在我们这个政治学模型与以前所讨论的发现真理的政治学模型之间，关于非民主的决策过程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当政治的目标是追寻真理这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委员会或军政府有可能为其活动找到一种有用的辩护。但是，在政治是指由不同的人表达各自的偏好的场合，同样是统治集团或军政府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少数精英的选择的价值观的某种表达与其结局的组合而且，这时。就不可能像在前一种模型那样，从规范上找到为这种非民主的决策方式进行辩护的依据。
根据上述理由，个人主义一契约主义的政治学模型就不可能与那种歧视性的限制参与的做法一拍即合，而不管决策集团的相对规模如何。如果实行一种规模很小的委员会或军政府决策方式，人们也许可以提出某种规范的论据为此辩护，这种论据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实行有大量选民的选举制，则那种论据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了。比如，假定民主的选举程序只给成人的一半（比如只对男子）以选举权，在寻求真理或寻求共同利益的政治学模型中、这种选举制度可能会产生一种结果，并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