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插了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为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了。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征来了，唐太宗立刻装做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征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征进来了，唐太宗怕给魏征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征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征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踉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报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机记），里面有一段话，是告诉做臣子该如何动皇帝的。（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它。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要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传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传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机记晰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巨子们，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要表演自杀；有的拚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成白话是：“谁敢劝我，我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们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来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要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压死算了！你压呀！你压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向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未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示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木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
像这类当作纪念品，当作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地方的一个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的，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不知道你们可怎么办！”这时候，将军叫辛庆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梆梆梆梆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巨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伯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著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风，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引。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检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净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劝你。
传今——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 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 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