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鼗故且驳摹！�
下午，亚龙饭店里已经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没位子坐，只好站着。公司本部的人当然全体都要参加，还有下属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代表。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谁都知道，会后又要大吃一顿了，为此除了我们的亚龙饭店，周围的几家饭店也全给包下来了。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谈论开了，是多少钱一桌的标准，酒是什么档次的。他妈的，去年喝的是泸州老窖，今年再怎么说也要是洋河大曲吧。听说干部那桌要上五粮液呢，上午就见人买了一箱，运到后堂去了。那咱们到时候趁乱也弄一瓶来喝喝，操，五粮液是好喝。
饭店前面的主席台已布置就绪：一排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块立起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公司头头的姓名，就跟电视上那些大干部开会坐的桌子一样。
音乐声响起，大家在干部的带领下开始鼓掌，因为这时周亚振领头，公司的领导开始鱼贯入场了。天哪，周亚振可打扮得像个人样啦（这也是一年中他头一次在下午还清醒的日子）。他身穿一套笔挺的米色西装，扎着红领带，平常像刺猬毛一样竖着的头发被厚厚一层油压服帖了，光溜溜的，苍蝇站上去都要打滑。一双死鱼似的小眼眯成一条缝，带着笑意，尤其是，他好像对自己到了下午还是清醒的感到不太适应，或者是他对自己打扮成人样感到不太适应，似乎有些羞涩，那张没胡子的马脸上升起了两朵红云，看起来真有点神采奕奕的味道。他边走边鼓着掌，走到主席台正中站定，向大家挥手致意，颇有几分领袖的风采。
会议开始，几个副总先后作了点缀性发言，重头戏当然由周亚振来唱。他说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公司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公司全体职工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良好的个人素质，他说有些人为了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积劳成疾，这一切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记在心头的。接着他点名表扬了一些人，其中就有被他踹中卵子在家休息了好几天的孔科长，大概他把这也算成“积劳成疾”了。在展望新的一年时，他说形势喜人又逼人，公司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时不我待，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开创出公司的新天地。说着说着他来了情绪，桌子一拍，当场就让公司下属各单位的头头站起来，汇报自己的单位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取得什么样的业绩，简单点说吧，就是能完成多少利润。
那些下属单位的头头们慌慌张张地站起来，面面相觑。首先被点到的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周亚振来了气：“你的嘴被屎烫了吗？话都不会说了。”
“三十……三十……不，五十万。”
“五十万？这就是你的能耐吗？你他妈的给我坐下。”他指着另一个人，“你说。”
“三百万。”
“好，好。有气魄，我就喜欢这样敢说敢做的人，大家给他鼓掌，鼓掌。”
接下来被周亚振点到的人报的都是几百万。饭店里掌声雷动，夹杂着叫好声和起哄声。轮到公司里亏损最严重的玩具厂的厂长时，他喊道：“一千万。”
“好啊好啊，”周亚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没有看错你，好好干，为全公司树立一个榜样。鼓掌鼓掌，他妈的，使劲给他鼓掌。”
会议结束，在悦耳的乐曲声中，大家排着队，依次走上主席台。周亚振已经站立在主席台前面了，桌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大堆红包。每人走到周亚振面前站住，和周亚振握手，接受周亚振给的红包，向周亚振说一声谢谢。周亚振对有的人还拍拍肩膀，说两句亲切的话。
红包里的钱都是一样的数目，一百元。
因为拿了红包，因为酒菜丰盛，因为快过年了，结果那天有无数人喝醉。自然喽，喝醉了就忘掉了危险，不少人都挨了周亚振的揍。有人尝到了耳光，有人被踹翻在地，有人被酒杯盘子击中了头部，有妇女被吃了豆腐。
从我进入公司到离开，只被周亚振打骂过一次，这是非常少见的，公司里的人谁没有被周亚振骂过或打过多次——上至副总经理下至普通职员，甚至包括周亚振的情人鲁科长。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关系比较硬，我的表舅是省公安厅的宣传处长（和周亚振是老同学），周亚振正是靠了我的表舅，才把亚龙公司挂靠到省公安厅的，这是周亚振非常看重的一件大事，他理所当然地要对我的表舅有所报答，也就是说要对我客气一些。第二个原因，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识趣的，从不给别人找麻烦——我没有利用过我表舅的关系向公司或周亚振提过任何要求，而且我对危险的嗅觉也很敏锐，每当周亚振喝醉了，或是觉察到他的情绪不佳，我总是离他远远的。即使他既没喝醉心情也好的时候，我也是除了工作上的必要接触，尽量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我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这都怪我一时心软，才吃到了苦头。
前面说过，周亚振和鲁科长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两人搞到一起后，就都不回家了，干脆在公司里同居了。也就是把会议室改成了他们的卧室，里面添了一张双人床和几个橱柜，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公司里的人说什么。当然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老总搞个腐化算个屁事，哪个老总不搞？况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搞个腐化，似乎也有点感情吧，否则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同居呢？但是公司里的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鲁科长的丈夫却不乐意了（周亚振的老婆倒还大度，没见有什么动静），几次三番地到公司来闹，后来还在一天晚上，带人来把周亚振给痛打了一顿，打得周亚振鼻青脸肿的。
自从周亚振被打之后，他和鲁科长就不在公司里住了，而是在外面的饭店里开房住，并且每个饭店都住不太长，就又换另一家饭店住。还有，他们住在哪家饭店是保密的，除了几个副总和我之外，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怕鲁科长的那个莽丈夫找到他们的住处后，摸了去再打周亚振。我之所以也知道周亚振和鲁科长住在哪里，是因为按规定我每天必须把录像带送到他们的住处，以前他们住在公司，我把录像带送到公司就行了，现在他们住饭店，我就要费点事把录像带送到饭店去。
我有周亚振和鲁科长所住饭店房门的钥匙，以备他们不在时我可以自己进来，放下新录像带，拿走旧录像带，显然他们对我是很放心的，不担心我会偷他们的东西。有一次他们不在，我打开门，进到他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还走到卫生间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抽水马桶旁边的地下，扔着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班时，一看见鲁科长，我就联想到了那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种对于鲁科长的不雅的联想始终伴随着我，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隐密的亲切感，就仿佛她曾在我的面前赤身裸体过一样，就仿佛她曾是我的情人一样。顺便说一句，我对我的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肌肤相亲始终会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鲁科长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长得算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她父母亲都是大学老师，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教养，为人温和，一点也不张狂。按说她的情人是公司老板，谁都要忌惮她几分，可我从没看见她端过架子，或是训过谁，她跟谁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从不过问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起码比周亚振要聪明得多。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再怎么聪明，都还是有限的，无法超越现实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聪明女人与比自己差得多的男人搞在一起的原因——只要这个男人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而照我的看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男人，通常都是些蠢货（他们普遍对事物缺乏正常的判断，与人交往时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或许他们成功之前还不那么愚蠢，成功之后因为自我膨胀才变成了地道的蠢货）。
一天上午，我拿着两盘录像带来到饭店，走到周亚振和鲁科长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门没有关紧，有一条缝，同时听到了里面传来鲁科长的哭泣声和劈里啪啦的响声，我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周亚振在打鲁科长。我早就听公司的人说起过周亚振打鲁科长这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让我给碰上了。本来，这时我惟一正确的做法——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录像带等到中午或是下午周亚振和鲁科长不在的时候再送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可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也许我是怕多跑一趟，想不管屋里发生了什么，放下录像带就走吧），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敲了敲门，然后就一头闯了进去。
这样就注定了我的倒霉。
屋里，周亚振正和鲁科长扭作一团，他一只手抓着鲁科长的头发，一只手在扇鲁科长的耳光，鲁科长则边哭边用两手极力护着自己的脸，即便如此，鲁科长的脸已被周亚振扇得通红，鼻子也在流血。此时此刻，看到鲁科长，一个柔弱的女人，被粗野的周亚振无情地痛打，你说我于心何忍？再说了，我既然已经进来，看到了这一切，转身退出去似乎也太不像话。我放下录像带，冲了过去，插身在周亚振和鲁科长之间，一边拉周亚振抓着鲁科长头发的手，一边劝解着：“周总周总，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周总，别打了别打了……”
在拉扯的过程中，我的头上也挨了周亚振两下子，这倒不算什么，可当我终于把两人拉开，并把他们分隔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周亚振却突然对我咆哮起来：“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狗日的，给老子滚。”接着，他抓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朝我扔了过来，正好砸在我的头上。他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甚至都忘掉了头上的疼痛，我愣住了，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辞职不干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实话，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是不会辞职的。而那时因为年轻气盛，对生活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如今，我早已不生周亚振的气了，不仅不生他的气，还对他抱有几分同情和几分好感呢，毕竟我在他的手下度过了那么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啊。而且总体说来，他这人也还是很不错的，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爱，有点愚蠢也有点仗义。要是把他和我所见过的其他的老板相比，他无疑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了，如果我可以选择，如果我又有这个权力的话，我宁愿天下的老板都像他，那样我们大家就都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啦。
后来，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亚龙公司完蛋了，总经理周亚振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之后，我还一直琢磨着去看看他呢，甚至连见到他后该说点什么都想好了。“周总，你还记得我吧，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能愉快，我这里带了两瓶酒给你。”当然了，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一直没捞到机会去看他。他所在的监狱实在是太远了，在一个郊县的山区。我这人就是比较懒惰，没有办法。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跟一个叫姜占国的同事关系最好。
姜占国三十多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长得方脸大头，一颗门牙镶着金，说起话来有点公鸭嗓。这人整天笑眯眯的，爱说下流话，为人很随和，但公司里的人似乎对他都有点心存畏惧，除了老板周亚振，别人对他都挺客气。姜占国是基建科的人，但他只要一上班，就爱端着个茶杯到每个办公室乱转，找人闲聊天，时不时说上一两句下流话。一次公司里给每个员工发了几斤毛线，这在公司是很少见的事，因为公司经济效益不好，连发工资都是靠银行贷款，福利待遇极差，基本上除了按月发给每人两包卫生纸之外（妇女来例假的日子，可以额外多领一包卫生纸），是什么也不发的。当时大家领到毛线后都挺兴奋，特别是一些妇女，聚在一起纷纷议论着毛线是什么质地的。这毛线粗软蓬松，暗蓝色，没有什么光泽，摸上去手感不错。有人就说是兔毛的，有人说是混纺的，还有人说是羊毛的，互相争论不下。这时恰好姜占国端着个茶杯晃晃悠悠地走来了，就有人问他：“喂，姜占国，你说这毛线是不是羊毛的？”
姜占国煞有介事地摸了摸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