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于，我们把用于试验的蓄电池给他们，他们把我们的人员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车急需配备蓄电池，所以他们乐于交换。我们又加上了一些办公室的设备、柜子和办公桌。逗子的火车站站长也很高兴地要了一些旧家具，作为交换，他为我们的非军方人员提供了大部分的直达火车票和行李运输。
我先将高中学生和年青的妇女送回家。有谣言说，海军军官会被定为战争罪犯，非军方人员可能被逮捕。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逻辑，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与美国人交战。但是这种恐惧在混乱的局势下是很典型的。从安全方面着想，我相信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人赶快回家。我们完全不知道美国军队会有什么行为，所有妇女们还是先回家去。战争中太缺乏工程人员，我们部队来了一批理科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约只有二十岁。我也想先把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两个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住在朝鲜或是满洲，现在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只好让他们到我自己的父母身边去。我交给他们一封给我母亲的信，信中说道：“不知道还要在这里驻留多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被美国人处死。所以请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后来母亲来信埋怨我说：“为什么要在没有米吃的时候给我们送两个大肚子汉来？”
在没接到新的命令以前，很多天我们都没事干，只好坐等。所有的姑娘和小伙子都送回家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我们有一架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那些美国军舰源源不断地开进相模湾来，他们准备去东京湾参加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文件签署仪式。仿佛整个美国海军都涌入了我们面前的这个海湾。我很想离开，最后时机终于来到，我乘第一趟火车赶回家去。这次团聚的人真多，因为我的两个弟弟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回到家里中。我们都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父亲和母亲都非常高兴。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安全无损地回到家里。我们也避免了犯下法西斯罪行，而当时不少的日本青年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和光荣战死的思想，都干过一些法西斯暴行。在日本，人们总是谈起心理氛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它把人们卷入一窝蜂的行动中，好像每个人都呼吸着同样的一种特殊空气。战争时期，军方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他们总是用自愿的方式发起运动，就像在我弟弟他们班上那样。很多热血青年在这种氛围中都自愿参加。虽然当年很多神风敢死队员由于没能参加最后的拼命而十分沮丧，但后来他们都很庆幸那时失去了机会而留下了性命。战后，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巡视，对国民发表演讲。他改变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日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
面对新的和平时期反倒觉得不习惯。轰炸机不再来了，但是大部分城市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轰炸的了。在大阪、名古屋和东京这些城市的市中区只剩下了一些坚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筑物。B…29轰炸机群扔下了雨点似的大量燃烧弹，脆弱的、用木料和纸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厂像火绒一样被烧得一干二净。穿过居民区的防火道本来是为了用来限制损失区域，但是在风的作用下余烬乱飞，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在东京定社会环境、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指出把思想、观念的，战前七百万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轰炸开始之后还留在城里。大约四百万人已经迁到乡下或者小城市去了。这场灾难比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加严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损失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东京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被毁灭了两次。
战争结束以后，城里只有百分之十的电车在运行。公共汽车也只剩六十辆还可以开，再加上一小部分别的轿车和卡车。液体燃料用完后，这些车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烧焦炭和木柴。疾病漫延，结核率在一些地区高达22％。医院里什么都缺，甚至没有绷带、药棉和消毒剂。商店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着一些卖不出去的废物，像什么提琴弓和没有网子的球拍等。一些剧院和电影院还开着门，放映电影，人们没有事情可干，也没有哪里可去，他们挤到这里来寻求几个小时的开心。
盛田家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没有死一个人，名古屋的公司办公室和工厂也没有受到破坏，甚至我们家房子在轰炸中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全家团聚，大家松了一口气之后不久，我们开始议论今后的打算，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对我的将来特别重视。父亲的身体很健康，而且仍在担负着公司的业务，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需要我留在盛田公司里。在战争期间，公司继续营运，生产干粉豆酱和酒精，所以公司的业务从未中断。我在家时提出过一些建议，对工厂进行改善，但也并不直接需要我留在厂里。父亲身边有足够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另外，我还只二十四岁，所以每个人都同意，我还有充分的时间等到以后再回到公司里来。
在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接到了服部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学校里曾给过我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师。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系，正在帮助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名辨战国时期论辨名实关系的思潮。春秋时孔子提出：，专门招收那些因为战争而中断了学业的理科学生。他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教师，他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去他那里当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继续搞物理，还可以到东京去。既然海军和日本的全部军事编制都已经废除了，我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其它的有兴趣的工作。父母亲都同意我去教书，幸运的是当我还在家时，我试着与井深君保持联系，他就是那位一起搞过研究项目的杰出工程师。当时井深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
战争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与井深保持着联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越来越难得到我们的工作站来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工厂转移到长野县去了，在东京的西北边，坐火车要几个小时，当时他在东京的工厂和实验室周围还有很多小工厂，正好是轰炸的目标区域。他到我们的逗子实验室来参加过几次会议，我也去过长野的苹果园，他的新工厂就座落在那里。有一天在长野，我开始与井深谈起我们战后的打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从短波广播中意识到战争肯定是会失败的。
井深还有其它的内部消息。他的岳父是前田多门，他是近卫文麻吕殿下的得力股肱。近卫曾多次出任总理大臣，反对军阀派系，然而他们最后还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风，使日本陷入战争。前田后来被选为日本战后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后的一次清洗中，因与战时政府有牵连而被迫辞职。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前田在东京的家遭到轰炸后搬到了休养胜地轻井泽，离长野并不远。井深经常去那里拜访他。从与前田的谈话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与军事上的情况。
井深开的那家公司叫作日本测定器公司，他在长野县的工厂雇用了一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一种控制雷达频率的机械元件。这种装置必须做每秒一千次的精确振荡。井深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请了一些对音调非常敏感的学音乐的学生，让他们对比一个1000Hz的简单音叉来检测元件的精确度。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这个人的新颖性和创造力之一。认为从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对自然、社，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很想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井深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对留在乡下生产一些大批量的产品并不满意。公司的总裁是植村泰二，井深告诉他想搬回东京去，植村勉强答应让他走，并提出帮他重新开张。井深还有一个朋友，他在东京剩下一家叫“白木屋”的百货店，地址在日本桥，那里正是轰炸的中心。由于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一个生产真空管的车间，所以也成了轰炸的目标。
那所一无所有的破房子周围都是垃圾和废弃物，虽然一度是东京的繁华街区，但当时旁边的房屋和商店都烧光了，井深从随他一起去过长野的东京老厂职员中雇了七个人在那里办起了东京通信研究所。他们挤在三楼的原来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里，后来又利用了七楼的一些地方。井深曾告诉过我，从东京迁走的雇员中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回来，因为当时东京没有地方住，也很难找到食物。他们还知道公司的柜上几乎一文不名，新公司的前景十分渺茫。
井深的资本全都在他自己的口袋和脑子里。（他原来的公司生产的电压表卖了后还赚了一点钱）在那个烧毁的百货店里，满目疮痍。几个星期以来，小组的人坐在一起商谈，新成立的公司到底应该搞什么才能赚到钱继续运行下去？那个时候只有黑市比较兴旺，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某些元件。原有的几家主要的电子公司开始重新起步三派。后期墨家克服“天志”观念，对自然、物理、光学、力，根本没有兴趣把零件卖给竞争者。井深的打算是想制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首先公司必须建立起一个财政基础。初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千奇百怪，例如，有一个组员说，因为东京市中区的大部分已被烧毁，并被夷为平地，所以公司应该去租一块空地，办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他们推论，人们需要娱乐。当时的电影院总是爆满，每个人都需要解脱。还有一个人建议，食品业肯定赚钱，也许做甜豆饼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每个人都为吃饭而操心，所以小组最后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电饭煲。尽管他们做了不少的样品，但是一直未能使之更加完美。这种电饭煲是一个简单的木桶，在底部安上螺旋状的电极。它借助浸湿的大米的电导形成完整电路，对大米进行加热。他们的想法是大米煮熟之后就会变干，电导下降，电路自动切断，主人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但是这种理想的结果并没能实现。井深和其他的人只好自己来吃这种不是煮糊就是夹生的饭。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项目。他们甚至还想过利用同样电导原理的面包烤箱，用湿面团接通木箱两边的金属电极。但是这种烤箱并没有真地做出来过。最后各位请出了他们的妻子来帮助生产电热毯，把电热丝缝到布里边。电热毯在街市上卖得很俏，总算给公司职员家里换回了一些急需的现钱。
但是井深搬回东京并不是要进入娱乐或者食品行业，也不是要卖手工制造的电热毯。他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想法。由于战时对短波收音机严加禁止，所以引起了人们对收听短波节目的强烈兴趣。现在这已不再违法，也许这种兴趣可以得到满足了。井深有了一个计划。因为战争时期收音机对于收听空袭警报和其它消息非常重要，人们对收音机倍加爱惜，但是他们只能收听中波波段的一般调幅广播。井深设计了一种短波转换器，它只需要一个真空管，再加上简单的电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这种装置可以简单地接到任何一个标准的收音机上，而不需要对原有的收音机加以改造就可以收到短波了。员工们必须到黑市上到处求索才能搞到真空管，有些还非常昂贵，但是这个产品十分走俏，它给东京通信研究所的人们带来了信心。
前田在日本最大的报社《朝日新闻》中有一个朋友，他叫嘉治隆一，负责撰写“蓝铅笔”专栏。朝日新闻当时由于缺乏新闻纸，只办了两版。但是1945年10月6日的文章却给了新成立的公司很大的促进：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您家里如果有一台收音机的话，现在只需要简单地改装一下就可以收短波节目了。文部大臣前田多门的乘龙快婿井深先生原来在早稻田大学理工系任教，他最近在日本桥的白木屋商店三楼开办了东京通信研究所。出于非商业的动机，井深先生打算通过对普通收音机加以改造或者加装附加装置来推广对短波节目的接收。只要您有一台高级的超外差收音机，稍加改进就可以享受短波节目的乐趣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附加装置，还可以收到更高频率的短波节目呢。
文章后面还预言说，占领军当局最终会允许开办私人广播，考虑到很多新的电台相继开播后引起的相互纠缠，对现有收音机的改造就更有意义。文章还建议“使用附加装置后收听范围大为扩大，还可以收到这些新开播的电台。”谈到井深其人时，作者这样写道：“以前经营军工厂，现在他想把自己熟悉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