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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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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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王和顺带着20多人进入越南,其他人都解散了。历时半月的防城起义失败。
  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的一次重要起义,也是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12年后,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国土。
  12月1日,在广西多年的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光复会、菲律宾独立党等上百人,从镇南关背后小路向炮台迂回偷袭,内应守军配合,清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义军乘胜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
  此时,在河内坐镇指挥的孙中山,正在焦急地等待前方的信息。突见捷报传来,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他立即与胡汉民、黄兴等乘越西线火车到同登。在车厢里,孙中山无限感慨地说:
  祖国已有我立锥之地矣!我只有一个宿望,就是入中国帝国的镇南关,悬军万里,族旗堂堂,贯通中国帝国的中腹,而出中国帝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则即可送却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盖战破满洲或彼遁窜,非脱出此重关门不可。今此宿望的前半,行将告成,其后半的成就,尚不知在于何日。
  3日,当孙中山出现在战场并发表了一番即席讲话时,给义军以极大的鼓舞。起义军占领了右辅山炮台,与清军对抗,清军死伤60多人。但孙中山到镇中、镇南两炮台视察,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每炮台有炮11门,但配件多不完备,也无标尺,还不如镇北炮台火力完备。
  12月4日清晨,陆荣廷派军进攻义军。作战中,孙中山亲自发炮,还兴奋地说:“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中清军耳!”黄兴后来回忆说:
  孙先生和我们一道持枪作战。因为他是医生,当出现了伤员,就在附近进行抢救,他两者兼顾,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个炮台缺水,伤员要用的水,也由孙先生到隔几百公尺的溪谷里去取。所以,他是最忙的一个人。
  战斗持续到10时左右,孙中山召集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部署。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军的形势不容乐观,力劝孙中山下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不愿意下去!我10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土地,现在踏在这座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
  在黄兴和胡汉民的极力相劝下,孙中山当天夜里10点下了山回河内筹集武器。清军调动了4000人围攻镇南关革命军,黄明堂最终从毁炮台缺口退入越南。
  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在河内的行踪被清廷探知,他们要求法国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经西贡赴新加坡。又过起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海上漂流生活。
  此后还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起义;4—6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加上前面的六次,粤、桂、滇八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孙中山从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边疆和内陆的义举接二连三,遥相呼应;光绪皇帝在涵元殿卧床不起,病入膏肓;74岁的慈禧太后在革命炮火中,也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8月,迫于形势,清政府公布了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要领等,定预备立宪期为9年,但这已经无法挽回清廷日益临近的死亡。


继续论战保皇派


  在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同时,康梁的保皇党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来闹了分裂。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梁启超则意图筹组新党,与海外保皇会另成系统,杨度、张謇、郑孝胥、熊希龄等都是梁启超所物色的人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满清权贵为其暗中赞助人,意欲拥戴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梁启超认为,在革命党人已蔓延全国的情况下,他必须尽全力一争,甚至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梁启超在“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对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大事抨击。《民报》也立即与他展开论战,当时民报已出刊十号,梁启超痛感穷于应付,受梁之托的徐应奎于是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立宪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如火如荼进行。
  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已由文攻转为武斗了。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9月12日,孙中山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决不招致瓜分。论战辨明了真理,最终就连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中向保皇党捐钱最多的邱菽园也与保皇党脱离了关系,并在报上批评康有为。
  算起来,这已是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的第3次论战,这次论战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南洋、香港甚至日本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前途大论战的文章,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次论战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倒孙风潮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内部出现了分裂,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掀起倒孙风潮,无疑使艰难的革命雪上加霜,孙中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时所接受的捐款。据日本方面记载:经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会商结果,以孙中山3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为条件,由山座给一笔7000元的离开费用。就在孙中山离开日本的当天,革命派内部传出“孙文被日本人收买”的责难声。
  第一次倒孙风潮的主角是同为革命党人的《民报》主编章太炎。
  当日本政府被迫下令驱逐孙中山时,同情革命的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了一万元,孙中山拨了2000元交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但章太炎嫌太少。这时,章太炎等人又听说了日本政府赠款以“换取”孙中山永远离境的传闻,张继、刘师培也加入到责难孙中山的队伍中,声讨孙中山“受贿”、“被收买”。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他从心里也没有认可。这一次,章太炎更是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表示羞辱孙中山。
  一时间,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犹如干柴遇烈火,火上再加油,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等于是催促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07年6月17日,为筹备钦、廉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帮助下,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子弹120万发。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说已经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这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给平山周他们知道了,转告了章太炎,立即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章太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太炎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1907年初,黄兴曾因国旗图式问题也与孙中山发生过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必须迅速毁弃。黄兴的坚决态度让孙中山也很激动,争论中,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也因而激动起来,发誓要退出同盟会。但冷静下来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尽管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闻知此事,宋对孙中山更加不满。1907年3月1日,宋教仁向孙中山辞去了孙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并一度加入到倒孙行列中。
  但紧要关头,被章太炎、刘师培拥戴的黄兴从革命大局出发表现出了高姿态。他回刘揆一说:“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拒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在此之前,徐锡麟因为与孙中山“宗旨不合”而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也反映出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远非一般的不满。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太炎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于佛教,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第二次倒孙风潮


  1909年,章太炎、陶成章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这一次由陶成章而起。
  1908年9月,陶成章远赴新加坡,此行目的有二:一是为民报的继续生存筹款,二是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 
  自第一次“倒孙风潮”之后,伤心失望的孙中山将热情和心血都投到南洋方面,对东京同盟会愈来愈冷淡,而《民报》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渐渐倾向于谈论国粹与佛学,失去了对最热点问题的关注,销路锐减,经费紧张。
  来到新加坡后,陶成章提出拨3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孙中山无款可拨,把自己的手表等物变卖,给陶以支持。陶成章又要求筹五万元回浙江办事,孙中山则表态“近日南洋经济恐慌”,很难办到。
  陶成章于是决计“独自经营”,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槟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饷。可是,那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
  陶成章开始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以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
  《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害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3种12项;提出善后办法9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但被黄兴断然拒绝。
  陶成章的反孙行为将章太炎再一次激发起来。章太炎也印发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然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文和为南部执行员。一时间,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大有取代同盟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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