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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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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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主张,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痛失革命同志


  就在讨袁浪潮高涨之际,许多不幸的事情却向孙中山袭来。
  1915年2月21日,孙眉在澳门病逝。孙眉的一生也是协助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年轻时,孙眉曾因政见不和,与弟弟形同水火;当他理解了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意义时,便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不惜倾家荡产,共捐出70万巨资,从富有的“茂宜王”破落成普通农民。1907年,孙眉被迫放弃了自己经营30年的产业,离开夏威夷前往香港,租房居住,并担当起赡养照料母亲杨太夫人及孙中山夫人卢氏及子女。讨袁军失败后,孙眉从翠亨村避居澳门,忧愤成疾,抑郁而死。
  1916年5月18日,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陈其美于辛亥、讨袁诸多战斗中,屡次在上海策划举兵,虽败不馁,对革命忠诚不渝。袁世凯对此深为忌恨,密令张宗昌伺机暗害。当天,张指使密探程子安、宋志明利用叛徒李海秋暗杀陈其美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机关总部。
  10月31日,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多年的黄兴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黄兴自1914年与孙中山分手后,远赴美国。此后,原同盟会和国民党中的一些军界人士如李烈钧、柏文蔚和陈炯明等相继离孙中山而去他国。尚有李根源、林虎等人留在东京,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宗旨是“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对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成立后联名去信美国征求黄兴意见,黄兴表示参加。欧事研究会成立后,黄兴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进行称帝活动时,黄兴与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斥责,并改变了方针,认为“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和中华革命党的斗争方针渐趋一致。
  黄兴托其子黄一欧去东京致函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也希望黄兴早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回国前曾电邀黄兴回国共同讨袁。黄兴于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于7月6日回到上海。这时袁世凯已暴死,革命形势大好,孙、黄再次联手,对革命非常有利。不幸黄兴突患胃出血重病,于10月中旬住院治疗,但病情很快恶化,10月31日晨逝世。黄兴病逝,孙中山十分悲伤。
  11月8日,被孙中山誉为“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也在日本病逝。


一段美丽的婚姻(1)


  1915年10月25日,49岁的孙中山偕22岁的宋庆龄,去东京市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为他们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立约人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为了书写方便,宋庆龄把名字的最后一字写成了更简单的“琳”字。为求双日吉利,也将签约日期改为10月26日。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1岁多的宋庆龄,那时他怎么也没料到,21年后,这个可爱的女孩竟会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成为他的新娘。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考入了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获得学士学位。她在离美回国时,在致其老师的信中写道:“我也很自豪地带了一封致他(指孙中山)的私信。”看得出,那时候的孙中山,已是宋庆龄心目中非同一般的人物。
  当宋庆龄乘坐的远洋轮船刚刚驶到加利福尼亚时,她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要她“暂缓行程”。原来,宋耀如追随因“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流亡日本,希望与女儿在日本会合。20岁的宋庆龄也许不知道,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要发生。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与姐姐宋霭龄。第二天晚上,她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成年后首次会晤孙中山。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仰慕,很大程度来自父亲宋耀如的影响。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里,宋耀如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数十年未变。宋庆龄带着崇敬与兴奋的心情,见到了孙中山。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宋耀如带着两姐妹,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那时宋耀如已有肝病,不能长时期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而宋霭龄马上要回国结婚,被紧急召唤过去的宋庆龄由父亲陪同,每天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处工作。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爱的火苗不知何时在两人之间悄悄燃烧起来,并且越烧越旺,年岁的差距显然已经不是阻碍,即使孙中山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
  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两人究竟是如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呢?宋庆龄在1921年的《自述》中写道:
  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晚年宋庆龄回忆起那段日子,似乎仍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1915年夏天,宋庆龄陪母亲看病回国后,留在日本的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深思状态。打开着书本,眼睛却凝视着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直率地问:“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当梅屋夫人提醒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过大,结婚会折寿的,孙中山却坚定地说:“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梅屋夫人也深深地被这一片深情所打动。


一段美丽的婚姻(2)


  起初宋耀如并不相信女儿会嫁给一个有妻室的人。孙中山写信试探他态度时,宋耀如回信说:“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听说女儿要和孙中山结婚,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母反对犹甚,但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只好将她软禁在家。
  那一边,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与他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仲恺等都曾试图劝阻,但孙中山心意已决,只回答说:“展堂(胡汉民字),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不是神,我是人。”这种坚定和磊落也体现了孙中山对宋庆龄感情的珍视与尊重。
  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她在给在美国上大学的弟弟宋子文信中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时,才能获得。”给同样在美国读大学的三妹宋美龄的信里写:“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可以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个人情感,自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的男女之情,而与那个大时代下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宋耀如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晚年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耀如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耀如。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耀如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耀如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宋庆龄极为伤心,65年之后的1980年9月17日,在致老友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宋庆龄这段发自肺腑的话也令爱泼斯坦感慨良多。他后来说:“她(宋庆龄)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80,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宋庆龄违抗父母之命与孙中山结婚,起初对父母打击非常大。宋耀如为此病情加重,回国后便病倒在青岛别墅。当时宋霭龄在山西生孩子,长子宋子文与三女儿宋美龄都在国外求学,他只好由大女婿孔祥熙来陪同照料。宋庆龄对此也非常内疚。晚年时她对人提起此事时还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而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宋耀如很快就与女儿、女婿和解了。尤其难得的是,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未因女儿的行为而动摇自己的信念。
  孙、宋的结合尽管在当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非议,但过了近百年后再回头看来,它是一段堪称“伟大”的婚姻。宋庆龄在给她的美国同学一封信中,表达了她结婚的快乐心情:婚礼是“尽可能地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孙中山也同样感受着妻子带给他的那种新鲜而温暖的感觉。在给恩师康德黎信中他说:
  从您最近的来信,我发觉您还没有获悉我三年前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在两人身边工作的卫士也说:“在孙的工作人员中,最得力的就是孙夫人。在孙办公的时候,孙夫人从不打扰他。唯有她才能使孙在动乱生活中心情舒畅。”
  学着过公众生活,是宋庆龄婚后生活的又一转变。她从来不喜欢抛头露面,生性腼腆而羞涩。但作为一位政府领袖夫人,她每天要陪同孙中山会见不少人,学着和各种人打交道。她给美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我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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