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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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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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清总督府接电报,立即组织1500多名清军进入广州城内,开始了大搜捕,广州城内的农学会、王家祠等起义的指挥机关都被清军查获。
  10月28日凌晨,当“保安”号开抵省河时,清兵已派兵在码头守候搜查。船上虽有起义军400多人,但分装在7大箱的枪支和子弹都被别的货压在底下,无法取出来武装自己。邱四和朱贵全等40人被捕,后来的人因伪装及时,才躲过了抓捕。
  这时的广州当局,一面提审被捕人员,一面继续搜捕起义者。在搜捕中陆皓东不幸被捕。
  陆皓东原本也可以逃脱搜捕,但他担心双门底机关的会中名册被搜去,将会累及许多会员受难,于是他不顾其他人劝阻,冒险前往。名册烧掉后,他也不幸被捕入狱。南海县令李征庸遵照两广总督的命令,提讯陆皓东。当李叱令陆跪下时,陆挺立不动,并拒绝供出任何会员。11月7日,陆皓东、邱四、朱贵全3人英勇就义,程奎光受600军棍的酷刑,伤重而逝,程耀宸也病死在狱中。这5位是最早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孙中山后来在自传里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见城内风头已紧,立即告陈少白及手下各人迅速离开广州,摆脱了盯梢的人后,他半夜砸开了早年在意奥拉尼学校时的同学家,孙中山在这里听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和同学陆皓东不幸被捕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躲藏了三天,等清军的搜捕和戒备有点松懈下来,便化装成一个商人,与尤列等人搭乘一艘小火轮,离开广州,经顺德又到了香山县,转澳门到达香港。
  1895年12月7日,清朝以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等17人,其中孙中山名列榜首。两广总督谭钟麟派人到香港要求引渡孙中山等人,香港当局判令孙中山、杨衢云和陈少白三人出境5年,此后,清政府还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发出电文通缉孙中山。
  领导广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年仅29岁。广州起义虽然流产,但“由于先生这一次的起义,才觉醒了醉生梦死的中国同胞,这是伟大的国民工作之开始,中国民族恢复自由平等的起点,在革命史上应该占最重要光荣的一页”(胡汉民:《贯彻总理首次起义精神》)。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流亡生涯被跟踪


  1895年11月2日晚,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一起乘日本货轮“广岛丸”号启航离港,经多日颠簸航行,11月10日到达神户。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这时的孙中山已身无分文,只好向横滨兴中会的同志们借钱。有些会员面有难色,见此情况,冯镜如与弟弟冯紫珊拿出500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样分配这500元钱:拿出100元给没有取得入美签证的陈少白,作为留在日本开展活动和日常的费用;又给了郑士良100元,派他以合法身份再回香港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其余部分作为孙中山赴美经费。孙中山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装,留起了胡须,有人说这时的孙中山像一个干净利索的法国人。
  孙中山上了船,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檀香山之行。
  1896年1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立即前往茂宜岛看望孙眉,那时,孙母杨太夫人、孙妻卢慕贞与儿子孙科、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孙娫,已由陆皓东的侄子陆灿护送先期至檀。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他作革命活动的经费。孙中山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还在日本时冯氏兄弟借的那500元钱。冯紫珊在1920年写信给冯自由时提及此事,他说当时给这500元就是想作救国牺牲,但没想到孙中山后来又寄还回来,他由此感到孙中山是一个忠厚而有信义之人。
  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有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一眼看出车上坐着的正是当年的恩师康德黎夫妇。激动的孙中山一下子跳上了他的马车,老师却根本没认出改穿洋装的孙中山,差点把他当做歹徒。孙中山大笑起来,说:“我是孙逸仙。”康德黎大吃一惊,康氏夫妇是在回国途中经过檀香山,离船上岸坐车游览风光的,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的中国学生。
  两人相认后,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自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大陆,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6月18日,孙中山独自到达旧金山,在所遇到的华侨那里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3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上岸。
  孙中山没有想到,远处已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自己,并悄悄记下他的所有行踪:坐二等舱、带了一件行李上岸,乘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去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他才上车,晚上9点50到达伦敦的圣班克拉斯(St。 Pancras)车站。从行李房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Haxeux Hotel)旅馆,此时已是深夜12点。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几天前,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已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来函:“粤东要犯孙中山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杨儒立即密令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查办。
  然而,孙中山对清吏的跟踪一无所知。他在旧金山还曾摆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有所警觉的孙中山虽然在登船时用了“孙逸仙”的英文简写,但这也没有逃过清政府密探的眼睛。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很快接到杨儒密函,他一再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代拿孙中山,但遭到英国外交部拒绝。明暗两条线路,清政府都没有放过,龚照瑗于是托人找到英国一家私人侦探社——斯赖特侦探社一路侦查孙中山的行踪。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对于跟踪,他毫不知情。
  10月4日,孙中山照常在康家聊天,康德黎提醒他还是应该注意防范,因为清驻英使馆离他居住的地方非常近,孙中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要是愿意,倒可以进去拜访一下。”二人相视而笑。康的夫人严肃起来,说:“不行啊!使馆的人见了你,立刻就会缉捕你送回国。”孙中山在伦敦又拜访了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在与孟生的谈话中,孙中山曾问到满清驻英使臣是谁,并问:“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打消他的念头说:“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虎口。”孙中山也点头应允不去。


贸然闯馆遭不测


  就在孙中山与康德黎、孟生谈话没过几天,1896年10月11日,他就被监禁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了,从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
  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进使馆被囚禁起来的呢?是被绑架、挟持、诱骗进去的,还是自己闯进去的呢?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多年来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孙中山被“诱骗”进清驻英使馆,是流传了数十年的一个说法,至今还被很多人作为信史引用,包括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这种说法也源自孙中山当年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我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我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我一起走,请我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衣,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然而伦敦蒙难的真相,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了使馆,从而遭到一直求之而不得的清官员们的囚禁的。
  一心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曾经在清廷驻美使馆宣讲过革命,但是使馆人表面赞成孙中山的想法,实际上却想从香港富商那里捞取好处,根本不关心革命。不过孙中山对于驻英使馆并没有畏惧,他想尝试。另外,孙中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还以为在伦敦并没有认识化名“陈文”并且已剪掉辫子的自己。孙中山还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认为“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这些或许都增加了他闯使馆的勇气。
  在被抓前一天,孙中山已经闯过一次使馆。
  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路过清使馆的门口,遇到专学造炮的留学生宋芝田,向他询问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请他引见,于是进入了使馆内,见到了广东“老乡”的四等翻译官邓廷铿,孙中山在海外“遇同乡分外惬意”。
  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时格外亲热。不幸的是,孙中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还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告别之前,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也抓住孙中山的胳膊观赏金表,一眼看到了上面露出了“sun”的英文刻字,他立即恍然大悟,站在自己对面的竟然就是清廷重金悬赏的对象,但他不动声色,稳住了孙中山。
  孙中山心满意足地告辞后,使馆内已是如临大敌,一片忙乱。邓立刻把自己的大发现告诉了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继而龚照瑗大使与马格里等几位参赞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采取行动。
  清使馆早已得知孙文的动向,却不曾料想他会自动送上门来。10月11日上午,按约定时间,孙中山又兴冲冲地进了使馆。他并不知道,这时使馆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吃过午饭,邓廷铿请孙登楼,参观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假装无意间碰到了参赞马格里。邓廷铿邀请孙中山参观自己的房间,邓、马二人一起引着孙中山继续上楼。马格里先进了预备好的空房,作开门待客状,而邓廷铿则守在门外。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外面立即加了锁。马格里开口说,你并不姓陈,你的金表内刻的“孙文”二字,你一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马格里告诉孙中山,他必须待在这个房间,“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这时,马格里出来,邓廷铿又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对于孙中山当时贸然前往清使馆的行为,很多史学家认为过于草率,不应是他的作为。然而当时的孙中山远没有深思熟虑的习惯,革命的情势错综复杂,往往掺杂着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的情绪。虽然孙中山当年在脱险后所写的《伦敦蒙难记》里形容自己被诱骗、劫持到清驻英使馆,但这些说辞在晚年时被他自己几次在戴季陶、胡汉民、陈少白等多人面前推翻,他说这种被劫持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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