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更加怀恨在心。
一场围绕权力归属的斗争，又一次悄然展开。
不幸的是，刚刚好转半个月的周恩来，病情出现了反复。8月上旬，他尿血增加，经医生诊断为癌症转移，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大手术。手术前，他于8月9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在信中表示：“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第二天，医生对周恩来体内癌细胞转移部分施行了局部切除手术。手术后，病情较见平稳。
就在周恩来接受手术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日趋恶化，他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礼物虽小，但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起党和国家的千万钧重任。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个星期后的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为全国的稳定，全党全军的团结，病中的周恩来再次挑起了筹备四届人大的繁重任务。《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则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为照顾周恩来的病体，毛泽东要求邓小平：报告稿要短而精，要管用，3000字左右即可，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江青等人并不想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四届人大的筹备，让他们又一次有了篡权的机会。
四届人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组阁”。由谁来“组阁”？这成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朝思暮想的事情。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不择一切手段抓住“组阁”大权。要想“组阁”，他们必须首先扳倒“对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
江青等人首选的目标是周恩来。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有力不从心之感。10月份，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成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9月6日开始会客，10月6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商讨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后，又接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夫妇。当天晚上，本来已经很疲劳的周恩来，没想到江青闯进了病房。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江青不顾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执意提出并坚持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委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言下之意，是想累垮周恩来、阻止邓小平。
身体虚弱的周恩来头脑极为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
江青一无所获，她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转而跑去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她与王洪文等人商量以后，决定另寻机会。
直接的机会难找到，江青再次以小见大，她抓住了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的矛头所向。几年前，正是经周恩来批准，我国才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的，且购船的目的，主要在掌握造船的技术，最终发展我国自己的民族造船业。“四人帮”则想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
1974年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以“风庆轮”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挑衅，并影射在医院养病未出席会议的周恩来。邓小平毫不让步，对“四人帮”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进而耍泼，一阵攻击、谩骂。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然起身，离开会场，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后，“四人帮”又于当晚在江青处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见到毛泽东以后，他按与江青等人商量好了的口径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早就察觉王洪文来者不善，对他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图，毛泽东完全明了。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谗言，对王洪文私自来长沙搞小动作，他更为反感，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淡，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他交代王洪文：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对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时有这样一段审判王洪文的记录：
审判员：你到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里去，经常到总理那儿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讲过这个话没有？
王洪文：讲过。
审判员：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王洪文：这些话是这样，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以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来关于四届人大人选的问题，主要是讲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就是部长、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总理对四届人大人选，心里是好像有一本账，比较清楚的，但没有和她讲。她并且向我申明，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我向你申明，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讲，总理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
审判员：你接受了这个话，向主席讲了？
王洪文：讲了。
审判员：是这个情况？
王洪文：对的。
阴谋家的政治秘密，并没能在历史的烟云中掩藏。
【毛泽东让人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和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病重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江青等人双管齐下，一面将王洪文派往长沙，一面又在北京继续策划着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
10月19日，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目的只有一个，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要王、唐和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出人意料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
早已得知政治局会议详情的周恩来明确表态：“‘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并要王、唐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转告毛泽东。
江青等人的作法适得其反。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听说江青在背后活动这么猖獗，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毛泽东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下列意见：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毛泽东放心，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对各种报告，信中说：
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
对人事安排，信中表示：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对自己的病情，信中汇报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痛快地批示：“同意”。
江青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她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信中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组阁”野心。
11月12日，毛泽东接到江青的信后，当即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然而，江青还不罢休，又于19日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赤裸裸地要起官来：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最清楚江青耍无赖的做法，20日，他再次狠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仍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听进去，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位置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对江青的野心，毛泽东立即予以点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为防止江青等人的野心得逞，周恩来在重病中按毛泽东的意见集中精力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多次约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到病房内谈话，常去他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有王洪文、江青等人。
进入1974年12月，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连续审阅、批准了一系列有关文件。12月14日，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12月20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他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他提笔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最要害的，仍是要坚持做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们竭力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部门。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间隔了整整10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还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最后的前途、命运，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由谁来掌权，情况大不一样。
就为这一点，周恩来忍着病痛，连续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反复讨论人事安排。
12月21日、22日，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