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德回忆：也是在l0月2日这天，华国锋来到吴德住处。华国锋、吴德、汪东兴向来过从甚密，且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也方便。华国锋要求北京市委积极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德提出“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
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保证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正义一方，因为胜负的砝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两支武装力量身上。动用这两支武装力量，则直接牵涉到两个关键人物，一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二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华国锋看来，汪东兴绝对可靠，但吴忠还不了解。吴德向华国锋保证：吴忠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于是，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俩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俩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也就在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该文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说明“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已是迫不及待，昭然可见。
叶剑英、陈锡联等人注意到“四人帮”的这个信号，他们于10月5日分别找到华国锋，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陈锡联后来回忆说：10月5日下午3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的他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京的电话。当日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京城。他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他们也要赶紧动手。华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随后，叶剑英又与负责实施具体行动方案的汪东兴进行紧急磋商。
与叶、陈谈完话后，细心的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于当日下午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依赖于计划周密，运筹稳妥，谋略得当，手段高超，一切按既定方案如愿进行，不用一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据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的政委武建华回忆说：整个抓捕过程仅用了35分钟。
【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给叶剑英透底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物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十五、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整理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受到“宠幸”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
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5年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兴趣，就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我后来得知，这个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这份学习材料，我至今都还保存着。看来，当时毛泽东很赞赏张春桥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张春桥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得到重视，也是在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张春桥参加，文字由张春桥负责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审阅。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