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的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李）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张春桥还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李）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李）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就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一些。他的老婆（李）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向他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支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李）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谁？他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舂桥的离婚梦从此破灭。
十六、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何 孚 许迈扬 李公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举国欢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颠倒过来，澄清他们混淆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激情满怀地经过北京天安门时，有人在小凳上放置了一个小瓶，不言而喻，凳者邓之谐音也，小瓶者小平之谐音也。这是人们表达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不要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套极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希望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希望邓小平复出。
把“四人帮”抓起来不几天，叶剑英同志让他儿子把这个信息告诉胡耀邦。胡耀邦除了祝贺叶帅和华国锋等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转告叶帅和华国锋三点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应该说胡耀邦这三点建议，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顺乎时代的潮流，合乎人心之所向。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左”的混乱，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澄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一发表，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还是一仍其旧。难怪已经濒于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不是整顿改革，而是工业方面搞洋冒进，农业方面继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党的工作处于两年徘徊的局面；遍布全国的冤假错案不但得不到平反，而且继续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重新训练干部。任命华国锋兼校长，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党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被康生把持了长达20多年、已破坏成了一个烂摊子。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胡耀邦只身一人（不带干部，只带一位秘书）前往党校就职，凭着真理在手，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党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这场拨乱反正的艰巨斗争中，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锋陷阵，建立了不朽功勋。
我们几位当时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对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工作较为熟悉，现就所知，简要回忆耀邦同志生命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坚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把埋藏很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揭发出来了】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以极左面貌出现，责难中央党校放走右派，使中央党校本来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更加扩大化。“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1964年，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还说，凡是赞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次大批判运动，致使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名学者孙定国被逼自杀，黎明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投井自尽。仅中央党校就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1966年“文革”开始，康生、曹轶欧（当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就在中央党校扶植造反派，煽动他们起来造林枫校长的反。康生诬蔑林枫是假党员，是在东北与彭真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人。“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江青带着这个写作组和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组到天津，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带来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这两个大批判写作组，都是我的写作组。”康生还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阴谋活动开始的时候，亲自出题目，“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让唐晓文撰文，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康生还诬蔑中央党校的盖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的院长。他还胡说，中央党校几任校长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站。他过去对中央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是极力推崇的，如今却一反常态，说它完全是修正主义的教学方针。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