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发展，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积极而稳妥的发展。在反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虽然受到毛泽东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
八大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是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各部门和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比1956年的基建投资额增加103亿元。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强烈反对。经委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平衡测算，发现即使压到140亿元到150亿元仍然偏高，实难做到。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他的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请范若愚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段话的出处，以便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为了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李先念强调：“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请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1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
“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主席指出的十大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耐心说服，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于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明确提出：
“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讲话是不满意的。然而，他在11月15日的会上讲话，不但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可以说，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成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早就想要批评反冒进。他本来准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反冒进的问题，但由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反冒进问题没有展开。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一起，议出了7条意见，对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同意。实际上，他对这7条并不满意。后来，1958年1月12日，他在南宁会议上说：“1956年6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上半年，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有人利用中共内部关于反冒进问题，攻击新中国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工作。这种情况使毛泽东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
这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在这里，周恩来最早提出了“跃进”这个词。
后来，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5月26日晚，周恩来就这件事致信毛泽东：
“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然而，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他曾经设想，在反右派运动高潮过去后，“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借整风来统一思想”，以此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第一次公正批评反冒进。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没有弊病了。本来这个好省是限制多快的。省者，就要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一点也是多办事，而且要有一个好，要质量好。”“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的批评没有点名，当时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清楚是批评谁，也没有意识到反冒进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但是，周恩来是心中有数的。他在修改审定提交中共八大的“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最初保留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只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他在书面意见中还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提了出来。后来，他考虑到这个口号提出来后，人们往往只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并以牺牲好、省来追求多、快，使这个口号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周恩来等经过慎重斟酌，把两个原稿中多处写上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此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这个口号。这就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由来。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告诉他：“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时，毛泽东满怀必胜的信心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他准备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对反冒进更加反感。他从莫斯科打回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第一次公开向全党全国批评反冒进。这是第三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点名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杭州会议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问题。
为了继续批评反冒进，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却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
周恩来因为接待也门巴德尔王子，1月13日才飞抵南宁。当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