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与会人员同意委托政治局常委会定稿，提交中央全会审议通过。会后，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陈云看后，旋即请秘书转告起草组人员，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29日的闭幕会上，陈云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邓小平最后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他说，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后，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新突破。《决议》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初步总结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初步形成。
和1945年的《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以下特点：多了历史的论证，少了一些理论的论证；前者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论述较多，对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提得较少。后者虽然只是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用了5000多字，但内容丰富得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也更加全面和准确。前者在分析犯左倾错误原因时着重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犯错误的根源，失之于简单，后者则没有这样讲；前者把我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后者则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以上对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决议》通过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注意和强烈反响。人们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壮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言语真切，感情真挚，朴素的话语中蕴涵了深刻的道理。西方舆论反应也很强烈。《华盛顿邮报》称，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美国记者自修德（TheodoreH。White）称赞《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同年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通过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对待自己历史基础上产生的，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此后不久，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10年后，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决议》的通过，他说：“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而20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仍然经受住了严格而又公正的检验。《决议》的起草及通过，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以及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十、“文革”中的陈云
胡楠仁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已很少起到党和国家事务的决策作用。但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利用这场大动乱爬上最高权力宝座的野心家，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泼来一盆盆的污水。
第一个起来攻击陈云的是康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指责为犯有“1962年的左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群起而攻之。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的陈云，也“罪责难逃”。8月13日，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会后，由毛泽东批准，未经过正常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陈云位于十一名常委的最后一名。全会未重选党中央正副主席，林彪列常委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实际免去了副主席的职位。随后，炮轰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造反活动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经喊出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当时陈云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周恩来为了保护他，让他转移到西郊。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动下，一些红卫兵要抄陈云家。中央警卫团一位副团长急忙赶去劝阻，不起作用。红卫兵冲入大门，进到办公室，要搬走保险柜，只是由于警卫的坚决反对，没有搬出大门。陈云很喜欢听苏州评弹，家中保存了一些评弹的唱片和录音，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也要查抄出去销毁。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秘书童小鹏赶到现场。童说，周恩来有指示，陈云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许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冲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红卫兵依仗着有中央文革做后台，硬是不撤。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童小鹏只好打电话给戚本禹，把周总理的意见告诉他。果然，同样的话从戚本禹嘴中说出来，红卫兵就撤走了。以后，陈云的家又被抄了一次，红卫兵还强烈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否则，身体很差的他是无法逃脱这场浩劫的。
1968年8月，根据毛泽东关于让老同志学习、了解“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一批老同志到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去蹲点调查。陈云被安排到新华印刷厂。同时下去的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会议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次对陈云猛烈开火的是谢富治。10月17日，在第一小组会上，谢富治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员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而1931年就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常委后一直位于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第一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仅被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林彪却成了党中央副主席。
1969年10月，中苏即将举行两国边界谈判，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急剧恶化，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核武器打击的估计，中共中央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指示，要求这些人在10月20日，即中苏谈判开始以前离开北京。于是，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去苏州，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被安置到京广线两侧的城市，以便打起来可以就地指挥作战。64岁的陈云被通知疏散到江西。同时疏散到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可以看出，这些人大都属于被批判而未被完全打倒的对象。
起初，陈云被告之必须自己买火车票走，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公务专厢。由于陈云有心脏病，路上又不安全，经过一再交涉，才同意他与同被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合坐一节公务车厢。10月18日，陈云登上火车，隆隆南下。谁知，这一去，竟在江西呆了两年半之久。而制造战备紧张空气的林彪等人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北京，被他们阴谋打倒的刘少奇、陶铸，到了疏散地不久，即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10月20日，陈云到达江西南昌，和王震告别。当天下午，不可一世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就不打招呼地来到陈云所住的招待所。这个程世清，原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因在“文革”初期揭发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而受到林彪的重用，特地调到江西来支左，于是成为江西第一号领导人。在江西，他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个人崇拜等极左作法，弄得江西人人自危。
程世清见了陈云，根本不把这个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还未免职的国务院副总理放在眼里。他先是指责陈云过去在领导中央工作时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速度太慢；然后就自我吹嘘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全国不再进口粮食。陈云心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时也不便提出反驳。实际上，江西生产汽车根本没有那么多钢板，全省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197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