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恶化，从此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生命垂危之际，他居然仍在喃喃细语，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革命老人最终带着对包产到户的眷恋之情及种种遗憾悄然离开了人间。
邓子恢在临终时为何还心系包产到户？
从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公社化高潮中头脑冷静不跟风】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曾想取消它。这年6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时，突然提出这一想法。邓子恢认为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他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决意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第二天这封信急送中南海，毛泽东阅后感到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后来三年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点点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幸好两个月后，毛泽东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农村生产形势的大起大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忧虑和深思。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
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又出人意外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
接着毛泽东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并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
谁知邓子恢那天身体不适，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就在会场的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都冲着他哈哈大笑时，他甚感莫名其妙，随即问坐在身边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
叶帅乐哈哈说道：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啦！
毛泽东声音洪亮，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解。如今，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是正确的，这是人心所向，大家都情不自禁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看来，毛泽东已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邓子恢意见的正确性。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会上的这一新动向当作特大喜讯，连夜用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本人也深受鼓舞，感到毛泽东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热心向毛泽东保荐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形势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之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依然极端困难。
穷则思变，面对贫穷和灾荒，各地群众都自发地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广西、湖南、陕西、甘肃等则有“分田到户”……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
1961年秋，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带病率工作组南下调查。他坚信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希望通过深入调查，从群众实践中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度过难关的办法。他从河南转到江西，最后到达家乡闽西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的群众都要求包产到户。两个多月的农村之行，使他知道了许多真情实况，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心中逐渐有了底数。
年底到了，他准备结束调查返回北京，中途路过安徽合肥决定作短暂停留。他早就听说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因“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巧妙地称为“责任田”。这次他也想了解一下情况。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作了汇报：安徽农村也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这是邓子恢首次接触责任田，他历来务实、求实，从安徽责任田的实践中，他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场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谁知第二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竟严厉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顿时，已经兴起、且受群众拥护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该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民请命，上书邓子恢反映：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请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他们继续试行。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正在当涂县调查责任田，他也写信向邓子恢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邓子恢读了两封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宿县符离集区调查，同当涂县进行对比研究。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杂粮区。尽管两地作物不同，地域不同，但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后，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致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
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7大理由论证它方向对头，效果明显，利国利民。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恰巧，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批示：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从短短批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情况中，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思想可能有新变化，于是决定抓紧时机，趁热打铁。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因积极倡导包产到户惹怒了毛泽东】
我国60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人祸，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毛泽东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那时，尽管毛泽东私下已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在公开场合并未改变其基本态度。加之有人经常向他畅谈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泽东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