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此外，起草委员会还对犯错误的原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十二条，缺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教训的重点讲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关键句子。第二部分，根据大会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将发扬民主与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争论，但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这些认识应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刘少奇实事求是，提出两个“三七开”】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