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 第6部分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
　　”＇59＇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籍为江苏吴江人。”＇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　，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65＇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巨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复，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