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 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
七六年，地震时差点没给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块儿。地震之后我反而 莫名其妙有点解脱感。我说这叫神鬼怕恶的啊。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成，到处碰壁，也入不了 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逮谁闹谁吧。结果这一下人们反倒害怕你了，横冲宣撞倒嘛事 没事了。可是每次闹了之后；自己思想里就特别空虚：这是干什么呢！我又觉得累得慌，特 别没劲。自己背地翻《聊斋》，反正都是文言，别人都看不懂，看来看去就看出鬼、狐、 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涂，倒也不错。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才第一次明 白这是特别巨大的受骗！没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还是两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 一派打人凶手都没事，结果给我们来材料共有五条。又是一些捏造的假东西。清查本来是为 了安定考虑的，可是一拨人又利用这个整另一拨人。这个历史欠帐将来谁再来还。而且挨整 的这拨人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当时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 这部分人呀。所以这几年哪我思想还是沉闷。有时我就想，地球那么大，天天你跟我斗，我 跟你斗，有什么劲呀！不累吗？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精力特别旺盛，说老实话我觉得现在还没 给国家使出劲儿来呢。从近几年开始我另找一条路。我就想了，搞语法太枯燥，搞文学创作 自己又没有才华，可是我爱看小说，有文学底子，我懂语言，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 划，一定要在修辞上打出一个局面来，在修辞界挤进去。这几年哪，我读了很多书，发表了 一些个语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写来写去呀感到苦恼，因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别感到我没 有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校教育，可是还顶着大学毕业的牌子。现在修辞学开始向立体发展，得 需要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需要好多知识，而且向各个边缘科学发展。孤立的静 止的过去那种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没有前途。有时我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就觉得国家养我这 么大了，我总得给国家干点什么。我不想飞黄腾达，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说起对于“文 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场“文革”，我没有任 何异义。但是做为一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简单地政治划线。我觉得中央呢，我是这 样理解的，说老实话，咱们中央现在也是够难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中国这封建主义基础太 深厚。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深感到现在在农村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 官儿们，都结成网。我不光说我那县，哪儿都是结成网。只要你撞上网，再也择不清楚啦。 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 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 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 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 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 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 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 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 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 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 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 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 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 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 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 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 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 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 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 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 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 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 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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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硬汉子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 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 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 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 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 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 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 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 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 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 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 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 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 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 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 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 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排排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 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 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 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 “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 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 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 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 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 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 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 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 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 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 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 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 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 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 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 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 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 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 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 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 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 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 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 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 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 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 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 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 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 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 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 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 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 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 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 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 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 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