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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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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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寻找最合理的教育发展形式,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那10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观”原因和社会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在与权力斗争相连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试验”,载《现代中国》 1982 年4 月第190 页。本篇论文及已被引用的关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专题文章是以作者1980 年在中国三个半月的研究旅行期间 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材料主要是通过在20 个大学和8 个中学的会见而收集的。由于在教育部先前订有协 议,问题被官方限制在1976 年以后,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10 年进行正式调查还“还为时过早”。但每种战略都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明智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如此剧烈,两种战略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有风险的领域和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
  小学教育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 (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遵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①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责任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①一个现象。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表29                          小学和招生人数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8 月12 日;《光明日报》1979 年7 月24  日;长沙湖南电台,1979 年 5 月29  日 消息,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 年5 月31  日,第4 页;沈阳辽宁广播电 台1979 年5 月21  日,《世界广播新闻概要》,FE/6126/BII/8,1979 年5 月26  日。 ① 例见《中国青年报》1981 年5 月9  日;《光明日报》1981 年10 月5  日;《广州日报》1981 年 8 月4  日; 赵紫阳总理也于1981 年底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了这个问题。年份              学校数            学生人数        年龄组百分比1949          346800            24000000251965         1681900                   11600000084。7a1966                                   1034170001971                                   1121120001972                                   1254920001973                                   1357040001974                                   1448140001975                                   1509410001976         1044300                   150055000951977                                   1461760001978                                   1462400001979          923500                   146629000931980                                   1462700001981          894074                   1433280001982                                   139720000a:官方在80年代初发表的文化大革命10年统计数字与在其他资料来源中较早提供的统计数字大抵相同。后来官方编纂中一个混乱的来源是未分清学年和日历年的区别。表中所见的后来的统计数字和较早发表的统计数字之间的比较,见苏珊娜·佩珀:“毛以后的中国教育”,《中国季刊》,1980年3月,表6。一个主要的未解释的差异出现在1965年的数字中。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3卷第134页)表明,是682000个小学而不是所引资料来源给的数字1681900个小学,是所招收年龄组的70%,而不是84。7%。但在校学生人数和引用该数字的所有资料来源中的人数相同。
  资料来源:1949至1979年学校数字来源于《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页。
  1981年学校数字来源于1982年同一出版物,第568页。1949至1965年的学生人数和年龄组来源于《北京周报》5期 (1978年2月3日);1966到1981年的学生人数和年龄组百分比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441页。1982年的学生人数来源于1983年的同一出版物第511页。
  1976至1977年底的数字“95%”以上是1977年7月19日教育部的一个代表与作者会见时与 1。5亿小学招生数字一起给的;又见《中国季刊》
  1977年12月第72期,第815—816页。年龄组“93%”的数字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134页。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不断下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万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的89。4万个。在1979至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①                                   ②数从3779万人下降到2749万人。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 ①  1979 年一年级招生数字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 卷,第205 页;1981 年的数字来自于《中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③的人数是6800万人。 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①入高中。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即39%多②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 。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
  中等教育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 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其他数字的来源表29 中予以注明。 ② 张承先:“克服左倾思想影响,搞好教育调整”,载《红旗》1981 年第3 期,第28 页。 ③  1977—1978 学年的早期数字是:有6890 万学生在普通中学,另有80 万在中专 (克拉克·克尔等编:
  《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关系评论(1978 年春)》,第3 页;中专招生名额出自《人民日报》1979 年7 月28 日。新的官方数字列于表30)。 ① 上海《文汇报》,1981 年10 月21  日第4 版。关于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少的情况,见1982  年,2 月 25  日《文汇报》。 ② 《人民日报》,1981 年11 月12 日。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年份               学校               学生1949           4045             10390001965          18102             93380001966                                   124980001968                                   139230001970                                   264190001972                                   358250001974                                   365030001975                                   446610001976          192152                   58365000初中43529000高中148360001977                                   677990001978                                   654830001979          144233                   59050000初中46130000高中129200001980                                   550810001981          106718                   48595600初中41445800高中71498001982                                   45285000初中38880000高中6405000资料来源:(1)学校:《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页;《中国百科年鉴》
  (1982),第568页。1976年、1979年学校的数目与其他资料提供的不一致,如,苏珊娜·佩珀:“‘四人帮’以后就中国教育的变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国季刊》第72期 (1977年12月),第815—816页;《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4卷,第205—206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134页。(2)学生:《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1—512页。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 6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 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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