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①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 （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 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 年10 月13 日《人民日报》。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②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堪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
“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①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为此创造发明持怀疑态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从1959年到1961年进入了经济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饿现象。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能量有限，工间操、军事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时谈到：“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浮肿病，我们的身体肿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无精打彩地步行上学，等到了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挤挤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②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点就得起床，为的①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农村的条件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 ② 董志平 （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 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57 页。 ① 威尔斯： 《叛徒》，第103 页。 ②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 《文革之子》，第17 页。 ① 包柏漪： 《第八个月亮》，第75—76 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起来返回 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 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 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 机中的中国》。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②人们对是否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有种种不同的想法。
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
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③体重不减的人。”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
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1949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一起挨饿的。中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罚。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饥饿，还有其他副作用。经济被迫进入紧缩时期，削减指标，一些小型工厂关闭，职工解散。工资开始冻结 （除了少数例外外，工资一直冻结到1977年）。原来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职工，看到工厂的经济前景暗淡，干脆辞掉工作，到集体企业干活，集体企业的利益分配原则似乎允许多挣一点。当局也被迫取消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允许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马路边上的裁缝和卖小吃的摊主们重新开张。城市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强，据估计，大约有2000万刚刚招募来的城市工人被强制①送回农村。几年前，业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现象现因城市经济恶化又故态复萌了。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同样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有些对新秩序本来就不满和一些对新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危机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迹象，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能够使错误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苏联观察家，提供了一个与毛之后的领导有共识的评论：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②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讳地批评毛。 （彭德怀起码是直率地试图使这个司机清醒过来，结果导致了彭在1959年被清洗。）那时，给公众的解释却是很不一样的。以官方的观点而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恶劣的气候，苏联在1960年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和援助计划，基层干部的盲目冲动，结果导致了这场突然发生的灾难。
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是困难的。但那时，如果不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起码是许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观点。俄国专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成苏联背信弃义，许多地方气候确实恶劣，基层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挥的 ② 梁恒和夏皮罗： 《文革之子》，第17 页。 ③ 威尔斯： 《叛徒》，第94 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 页。 ①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 （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林斯的：
“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 页。 ②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 页。例子也确实不难发现。与此同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有人对毛提出了批评。当然，他们知道林彪在1959年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至少在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对彭批评大跃进政策的详细情况，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关彭对毛的不忠和同情苏联的谣言，又把这个问题搅混。即使在60年代初，当邓拓、吴晗和其他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版他们对毛进行婉转批评的作品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毛就是被批评的对象（假如他们读过的话）。
或许最重要的是，市民们总的说来相信官方的解释，不管解释如何难以令人置信。他们竭尽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和大型水库竟是官方巨大失误的组成部分，这种想法太让人痛苦了，同样，如果要说毛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向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处，大多数市民依旧感谢发生在50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①还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关系破裂 （大跃进危机使关系破裂公开化）所引起的焦虑不似1949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妥和担忧。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依赖苏联的时间比起早些时候与西方接触的时间要短。事实上，这次对苏联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关系破裂了，许多引进来的思想和机构仍然存在。数以千计的被送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的确发现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有些已经不太需要了（俄语很快在中国失宠），但他们并不需要像以前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斥责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中国公众对苏联人一直就有某些看法：苏联专家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化，赫鲁晓夫像个乡下佬似的粗鲁同毛的老谋深算形成对比，苏联的援助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慷慨和不附带任何条件。中苏关系破裂时，利用中国公众对苏联人的恶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当形势发生了反对苏联这一转变的时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公众反对或是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终于摆脱了从属于外国势力的最后一点残余。
1962年以后，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城市条件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时期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年中国取得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员走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