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20多部剧本中，《龙须沟》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最早获得成功的剧作之一，但1957年问世的《茶馆》虽然最初反应冷淡，但如今被认为是他最好的剧本。后来，《茶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且于1979年赴欧洲巡回演出。老舍以其对北京的风情，尤其是对城里穷人生活的十分的熟知，为上述两出话剧增添了激情，剧中妙语连珠。“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的雅称，由于旧的腐败政府的忽视而造成的恶臭冲天是对生活在沟边的穷人命运的不折不扣的象征。然而这种惨景并没有使市政当局对这些栖身之地免征“卫生税”。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排掉了沟里的臭水，修建了排水道，居住在上面的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这个城市恢复了活力的心脏地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贯穿于老舍的后一个剧本《全家福》
中：民警为了使一个在旧社会因各种原因失散的家庭重新团圆而不遗余力。
话剧《茶馆》通过对北京一个茶馆的老茶客生活的三个阶段的描写，准确地追述了这个“旧社会”的衰落。这三个阶段是：1898年 （第一幕），满清没落的年月；1916年（第二幕），北京控制在军阀手里；1946年（第三幕），国民党人无望修补战争的创伤。随着时代的变迁，茶馆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个变得越来越显著的特征是：一组告诫“莫谈国事”的字幅。如果在第三幕（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中愤世嫉俗的人想象第四幕会写人民共和国时期，茶馆里会出现更尖刻的字幅，这就不在老舍所能写的范围之内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老舍作为一名具有顽固不化信念的资产阶级作家而受到严厉的攻击，一般都认为他是因被红卫兵恶棍们殴打致死的。① ① 保罗·巴迪：“死亡与小说——谈老舍的自杀”，载《译丛》第10 期 （1978 年秋季号），第5—14 页。
（更确切地说，老舍是投湖自尽的——译者）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6—1965年）小说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刘宾雁（1925—）和王蒙（1934—）在读者脑海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两人都是在1956年中到1957年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推出对官僚主义进行大胆批评的作品而一举成名的。两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20年没有发表作品。而且两人都是在推翻“四人帮”后，又拿起笔杆从创作生涯曾经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进。刘宾雁主要是记者，仍在喷射他的愤慨。王蒙则早在他22岁时写的一篇小说中，就表现出他敏锐的洞察力。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短篇小说家。
刘宾雁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类型，这一类文学作品或是揭露性的，或是歌功颂德的 （这居多），允许使用事实材料，并且不拘泥于形式，虽然它应该是有很大一部分“逐字逐句”的对话。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桥梁工地上》，由于它达到一种空前坦率的程度（对1956年4月来说）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品中，桥梁工地上的工程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两人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都有赫赫战功，但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在任何困难面前，总是将他们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者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一些细节作了详尽陈述：在他们的墙上有一个意见箱，但是箱子上的锁锈死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工程师被调离工地，而当报道者，即文章中的叙述者与他的老朋友工程总指挥阔别数月之后再次造访他时，发现他的管理方式没有一丝一毫的改进。
《本报内部消息》是一篇更长的报告文学，1956年6月和10月分成两①部分发表。这篇作品揭露编辑们对真相的歪曲和压制，他们或自高自大，或麻木不仁，主要是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者。故事视线中心是个年轻女记者能否入党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仍未解决。看来她如要想入党就不能不对当地矿山及其他地方的情况作出肉麻吹捧的报道。“原来他是这么个主意！为了入党，倒可以不来维护党的利益！为了入党，倒要压制自己的意见！”（第21页）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1956年9月，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一样，都是刻画官僚政治的惰性的，但它是一篇更具匠心的作品。文章主线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相当隐晦，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在当时以爱情为主线本身就是富于革命性的；周扬曾经否定了爱情作为一个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在新的农村条件下，封建的基础已被摧毁，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斗争的内容。恋爱退到了生活中最不重要的地位，新的秧歌有比恋爱千万倍重要，千万倍有意义的主题。③批评家黄秋耘在这同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归纳了当代作家表现出来的几种爱情类型：
……“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我问你一个 ① 《人民文学》1956 年第6 期，第6—21 页，第10 期第48—59 页。 ② 同上，1956 年第9 期，第29—43 页。 ③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第20 页。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
式的爱情…… （最后一种类型原指的是一个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他为了大众幸福而怠慢了他的妻子）。④林震和赵慧文的关系是“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故事线索。林震原是学校教员，调入一个工厂党委组织部工作，他从那位幻想破灭的领导、与丈夫分居的妻子赵慧文身上得到了鼓励和支持。故事很巧妙地把两个年轻人拉在一起，他们的接近成了冷漠无情、索然无味的党的官员活动天地里的一块绿洲，在这个天地里剔着牙齿的党的官员使人想起30年代张天翼笔下的那些小无赖；在这个天地里组织部长也承认他干枯、乏味，缺少情趣——“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做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
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励我们……” （第40页）——在这个天地里，一个党委组织委员在和林震的第一次谈话中显露出他的厌烦和嘲讽态度：
“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第31页）总之，王蒙的故事勾画出一幅干部均已卷入的画面，如此逼真，使人信服。参加争论的所有的人——干部、工人、管理人员，工长——在这种或那种偏向之间踩着钢丝。
1957—1958年中其他有影响的小说也被抨击为异端、修正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东西，因为这些小说很明显是干部文学，是为知识分子写的而不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它们包括《美丽》（丰村），《来访者》（方纪，1919—）。在丰村的故事中，“美丽”指的是当今青年的思想，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及自我牺牲精神。但小说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干部为了加班加点工作，而不得不放弃谈恋爱找对象的故事。方纪的“来访者”是一个被他唱大鼓的情人弄得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要伤感得多的人物。这篇故事和唐代一个著名的罗曼史《李娃传》有相似之处。《李娃传》的主人公因长安名妓之故赶考落第，断送了仕途前程，但他仍得到名妓的帮助。方纪笔下的年轻助教则企图自杀，转而向党组织求援，向一个无动于衷的干部记者倾诉他的往事，最后以接受劳教结束。这两篇小说不仅都以个人的爱情悲剧为中心，而且在背景中它们都刻画出官僚作风的冷漠，在方纪的小说中甚至还有昔日烟花巷里的鸨母、掮客在新社会的残留。
替以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代表的作品进行最有力辩护的是秦兆阳 （1916—）的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小说发表的同一月份里，即 1956①年9月，是以“何直”这一假名发表的。这是一个宣言，此等宣言为数不多，被要求有更多创作自由的作家举为旗帜，一直举到60年代中期。它也同样多被好挑毛病的党的辩护者们所引用。青年作家刘绍棠 （1926—）响应了秦兆阳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判；秦兆阳本人有更强大的根底，他当时是首家全国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一名编辑。这两个人口头上都说了些要贯彻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对作家们所做的指示，刘绍棠将毛的基本原则复述如下： ④ 黄秋耘：“谈爱情”，《人民文学》1956 年第7 期，第59—61 页。 ①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 年第9 期，第1—13 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过去、现在，以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同样具有最根本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定理，是不容许修正或取消的，而且也是无法修正和取消的。②但是毛的教导被曲解了，秦兆阳认为正确理解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1934年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对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作真实的，历史的具体的描述，其中的真实和历史的具体必须与思想改造和劳动人民的教育任务结合于社会主义精神之中。③像刘绍棠所评论的：
如果不认为生活现实是真实的，并且写作本身应该关照：现实底“革命发展”的话，就会迫使作家们去粉饰生活而忽略生活真正的特征。按照“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原则，作家们就不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或者刻画那些被忽略的社会层面，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可以解决的事情，可是，牵涉到现实主义时，“现实”的意义何在呢？
毛的指示很多地方得助于瞿秋白和瞿秋白对苏联模式的解释，由于机械运用苏联理论和生硬执行毛的指示，近几年教条主义盛行，单调和矫揉做作的文学作品充斥文坛。秦兆阳呼吁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只是重复了胡风的理论文章中的基本原则。胡风 （1904—）刚于一年前成为那场最严酷的运动的牺牲品，运动的结果是将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将他逐出文学舞台。现在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更诚实、更持批判态度，同时更富人情味的现实主义，胡风的很多理论原则又重新出现了。更诚实意味着描写非真实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夸张成分将会减少。更多批判的精神意味着允许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和剖析新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人情味”的名义下意味着个人可以抒发感情，可以对现实的各个方面发表看法，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
过去的某些文学模式在胡风以及像秦兆阳那些人的理论文章中频繁再现，这些人在百花齐放期间试图扩展写作范围，而不局限于狭窄的正统思想领域之内。高尔基和鲁迅是引用得最多的，肖洛霍夫次之，而讨论仍然集中在胡风的两位偶像身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位是旧基督教的保皇党人，一位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却都构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基石，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应把艺术家与特定的政治活动分开来。当时理论界和批评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艺术家的自主问题，他们需要的创作时间，他们对思想改造的恐惧，他们对被摆布的反抗。一个作家可能受到的琐细的清规戒律的约束情况，可以从姚雪垠（出生于1910年）讲述的一桩趣事中窥见一斑：
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次要角色是一个落后工人，因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和嫉妒心理，看见别人装错齿轮，自己不管，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出版社编辑同志认为工人不会这样的，要我把这个工人改成特务，我不同意，这部稿子就压下来了。①中国的读者或许应该感激此等“编辑同志”，他们拒绝发表也许正促成了姚雪垠决心投身于远离当代生活的题材创作，即一部宏伟的、多卷本的关 ② 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文艺学习》1957 年第5 期，第7—10 页。译文见聂华 苓编： 《百花齐放的文学》第1 卷，第63—71 页。 ③ 见杜威·W。福克玛： 《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第116 页。 ① 姚雪垠：“打开窗户说亮话”，《文艺报》1957 年第7 期，第10—11 页，译文见聂华苓编： 《百花齐 放的文学》第1 卷，第81—96 页。于推翻明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开始出版，最近几年连续再版仍受欢迎。
革命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