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正在进行的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把中央当局不久前所发布的有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做理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以反对人民解放军“镇压”
左派群众组织的机会。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①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这些指示剥夺了武装部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件事情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过一次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第2 期，（1981 年9 月），第7—45 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 反”，载《中国季刊》第47 期 （1971 年7 — 9 月），第413—438 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 页。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 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 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 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 活动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 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 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 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 江青的不满。她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 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了一个 以“百万雄师”著称的保守组织。该组织的计划是保卫军区和大多数老干部。 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 得了大多数地方武装的暗中支持。陈宣称，军区司令部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 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 陈及其部属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很明确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市存在的 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代表（李作鹏和杨 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 （王力和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 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 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 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论公正与 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批评“百万雄师” 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 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 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 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 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离开武汉，飞往北 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激进派 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忠行为而受到严 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 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 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 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手中，林彪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 区司令员竟然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 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 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①的口号。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国驻华代办处——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②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为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③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个刘少奇”，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①权派”。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
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②谭震林”。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先念、李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本人。8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
③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 期 （1967 年8 月），第8 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载鲁 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 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 章，以及多比尔：《文化大 革命史》第8 章。 ① 《红旗》第12 期 （1967 年8 月），第43—47 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 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 期 （1968 年1 月10 日）；巴里·伯顿：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 卷第11 期（1971 年11 月），第1029—1053 页。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
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份表示自我批评的声明。②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毛泽东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未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伟大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要求结束混乱，在22个尚未组织的省级单位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到1967年底，在组织“革命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同时，夏天的事件也重新调整了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形势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高水准。在群众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即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被迫进行选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林自己在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内仍有神秘的混乱，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①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 期 （1967 年9 月22 日），第1 — 2页。 ② 同上，第4069 期 （1967 年11 月29 日），第1 — 9页。 ① 解除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