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第395—397、 400—401 、 411—413、417—418 页追溯了毛在1976 年夏接见连续来访的外宾时所表现出来 的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②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26 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8—649 页，有报道说毛远新到1975 年12 月就不与他的伯父在一起了，但另有迹象表明，直到毛逝世，他一直留 在毛的身边。 ① “反击右倾翻案风”，参阅郝和段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 页。 ② 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 75—76 页。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发展的详细分析，请 参阅第7 章。 ③ 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包括：江青的革命京剧；农村“赤脚医生”（或护理人员制度）；“五 ·七”干 校（干部要花数月，有时数年时间在那里进行体力劳动）；大寨大队的集体主义竞赛。参阅1976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④言四起，有人企图分裂最高领导层，攻击文化大革命，力图翻案。毛有效地从邓那里收回了他的权力，并使当时的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正在此时周恩来逝世了，这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危机，几个月来，周一直不怎么活跃，但在他活着时，他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在某个地方，总有人试图恢复秩序，并保护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早在20年代初，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人们对周的态度：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①周在逝世前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现在选择接班人，不可能再推迟了。邓是当然的候选人。周选择邓本来暗示着他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温和派人物掌舵。尽管“左”派对邓的复旧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涨，但他还没有受到公开的羞辱，还让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②但是毛必定已估计到，如果让邓继承周的衣钵，这实质上将使邓的地位在他本人逝世后变得不可动摇。现在必须打倒邓，否则他最终将除掉那些想真诚地保护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样的论据也妨碍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来继承周的职务。
最有可能当总理的激进候选人是“四人帮”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位居邓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张春桥。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确定周的接班人不应是个激进分子。一位激进的总理不但不能维护毛主义，而且会突然引起敌对反应，导致人和纲领的废弃。
因此毛不得不选择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设想是，这样一个人会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受益者或许也想在领导层中保留一个激进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对其地位的威胁。这样，这支纯洁的毛主义火炬会在政治局里继续燃烧，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时期。
毛选上了华国锋，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许毛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又犯了错误。华作为一位官员，在毛的家乡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①注意和赞赏。也有人认为华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洗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另一位潜在的候选人纪登奎也是如此。华在一年前的四届人大就任公安部长。毛可能认为这一职务会给这个未经考验的继承人奠定必要的权力基础。在1月21 ④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9 页。 ①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303—312 页。有人说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请参阅周： 《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 卷，第 57—58 页。 ② 邓的讲话刊载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66 期 （1976 年6 月），第420—424 页。 ① 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恽赛充（音）：“华国锋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岁月（1949—1966）：一位政 治多面手的成长”，载《中国季刊》第69 期 （1977 年3 月），第29—34 页。日和28日，毛通知政治局，华应担任代总理并代替邓主管党的日常工作。 ②毛又命令文化大革命的一位军队的受益者陈锡联代替邓的盟友叶剑英主持中③央军委的工作，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华受到包抄。隐密的反邓运动得到了加强。
“四人帮”的策略“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④一职垂涎已久。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夺取权力。
此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对“四人帮”是有利的（见表7）。文化大革命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处于守势，他们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由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已靠边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本可以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有利地位联合华国锋控制党的。华在此关键时刻本会欢迎这种支持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得到毛的赞许。“四人帮”的天然盟友是像华一样的受益者。
他们相对年轻和活跃；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觉察到的，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不同，他们会遭到幸存者的怀疑，同时他们也怀疑幸存者。而且，这些受益者包括军界和政界的要人，他们在任何摊牌中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这些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警卫部队 （即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①表7 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势 ② 为什么要“代理”呢？可以想象，这是出于礼仪上的原因：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华为总理以前， 不能正式称华为总理。但当他在4 月获得总理头衔时，那也不是某种宪法程序的结果。毛可能意识到，王 洪文没有受到考验就被提拔担任高级职务，这是一个错误。所以毛要试用华一段时间以尽量减少损失—— 如果华被证明是同样无能的话。或者毛可能想以此 暗示邓不是永远被开除而是暂时靠边站，从而避免老同 志的反对。后一个假设也许可以解释：毛在攻击邓时，为什么谨慎地说邓的罪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 以得到解决。参阅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0 页。 ③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9 页。根据这一论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 由陈锡联代替叶，但由于我看到的其他论述（例如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9 页。高 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 页）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动机来提，人们必须假定它是由 叶对毛有关华的决定的愤怒引起的一种政治病。可以肯定，叶身体一直很好，他参加了1 月15 日举行的 周的追悼会。 ④ 关于张春桥对他个人所受挫折的反应，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75— 576 页。 ① 这些人作为激进者的同盟的恰当性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在毛死后重新掌权时坚 持要他们辞 职——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三人和纪登奎一起被称为“小四人帮”。职 务 （文革）激进者 （文革）受益者 （文革）幸存者毛泽东 华国锋 邓小平政治局常委 王洪文 叶剑英张春桥 朱 德江 青 李德生 李先念姚文元 陈锡联 刘伯承纪登奎 许世友政治局委员汪东兴 韦国清吴 德陈永贵吴桂贤 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 赛福鼎说明：a。康生和董必武在1975年去世。
b。朱德和刘伯承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在政治上已不活跃。
c。不清楚是何原因，1975年1月在接管这个国家时，李德生“请求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参阅《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第391页。在内战时期，李一直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一位司令员。1982年，他为一本描写他们辉煌的军事业绩的书写了序言；参阅杨国宇等编：《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4页。
但由于没有毛来进行严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帮”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协，反而使他们天生的好战态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习惯于充当主席的守门①人和代表的江青，她不甘于为一位政治暴发户充当二把手。早在前一年秋天学大寨会议上，崛起中的华国锋想与江青一起努力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江②青就开始攻击华胆怯，称华为“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现在，“四人帮”
不但没有重新估价在华担任代总理以后他们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们反对华③的行动。这样就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赖的现实戏剧性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一传出，约有100万人伫立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大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
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④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表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敌人是不得人心的。⑤“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 ① 齐辛：“文化大革命”，第191—192 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0 页。 ③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 576—577 页。 ④ 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第8 — 9 页。 ⑤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82—586 页。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⑥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3月25日，他们终于出格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一家大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来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发生了由学生带头反对“四人邦”
的强大抗议活动。但是，新闻媒介没有报道此一事件。学生用沥青把标语写①在火车车厢上，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和扫墓的传统节日。几年前，中共为了消除迷信，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
这两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月25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过多久，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月30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这些纪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②3月30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驰。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圈、悼词，还朗诵着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