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①万·吉拉斯所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③大学说”。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 ①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0—141 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讨邓提 到的“国 外庇护地”的含意。 （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 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但文革前在林彪 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③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1986 年10 月《党史通讯》。 ④ 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所著“暴风雨般的十月——‘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 年2 月10 日、2 月19 日，被翻译转载在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第17 页。 ① 米洛万·吉拉斯： 《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 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幅论述江青的特 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 《白骨精》第317—323 页。 ②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 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 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 年4 月 30 日，毛 的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有人分析了这两怕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④层干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后不久，“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了自己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①重大问题都要与他商量。9月12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②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 （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⑤岗位），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
然而“四人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⑥“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②止前进，返回原地。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 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 的继承》，第111—113 页。 ④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 页。 ①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 年前，王就 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仲侃：《康生评传》，第 316 页。 ② 《康生评传》，第334—335 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 页。 ③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 页。亲眼目睹9 月18 日葬礼的叙述， 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 页。9 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据该材 料，毛在6 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 第112 页。 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一些文件， 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 页。 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 页。 ⑥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 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 215 页。 ②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③同志将支持他——之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①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③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 页。 ①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说，文章是 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返 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②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 21 页的描 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 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席，他俩于上午8 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 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 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 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 （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 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空 位 期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
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①为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