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 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 或许仅相当于60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在 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 80 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 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 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 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 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 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 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 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 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 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 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 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 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 中，大大向前跨了几步。第七章 教 育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运动是从动员老师和学生当先锋的学校中开始的。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范围，建立了教育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舞台。
回顾过去，由于教育作用的双重性常混淆不清，因此，本章主要指出发起这场运动的动员阶段，和此后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巩固阶段之间的区别。①1966—1968年的运动可看作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员阶段，如同其他几次（从40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始）一样，都打上了毛的烙印。这种说法认为，毛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次冒进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足以导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标，但与完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担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斗争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年（1921—1949）才完成了一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作为这些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动。①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些拥护这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
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土地改革就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反对他 ① 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第585 页注①，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 （音）：《中国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1966 年5 月—1969 年4 月）》；梁恒与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毛的孩子们》。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10 月25 日。载于《万岁》（1969 年），第658—659 页。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范围说，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是打击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被推翻的当权者的新的领导来源。总之，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继续进行他的革命。
当然，这会产生“过头事情”。但毛泽东早就发现过头事情有一种功能。
所以，只要这些过头事情发生在“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时期，就是可以容许的。在运动的巩固阶段，当群众痛恨的对象已被打倒，这种过头事情就随之被纠正，因此，认为运动高潮时期的所有情况到运动后期的温和阶段都会保留下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以前群众运动中采取的原则，先发动、促进，而后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采取同一方法。因而，从1966年5月起，他故意使这场运动走向极端。一方面允许运动按其原有的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又操纵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攻击包括党内最高层领导人在内的被他指为批判对象的所有反对派。在破坏性阶段似乎达到目的时，这些过头事情就被纠正。然后，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就由一个新的或至少变乖了的领导班子来建立。
1968—1976年采取的教育制度变革可看作是这次运动重建阶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变革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的领导班子下实行。整个教育制度在1976年毛死后，又突然被全面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的形式和结构，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情况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又一个合理证据，即随着权力的丧失，政策也随之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了。1976年以后的逆转情况，似乎最终证实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存在，除非斗争不按毛的条件，而是按其对手的条件来解决。他曾预言，这些对手需要一百多年，或者再来几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战胜。在发动红卫兵阶段的第一年年底，他还说过：巩固这场运动至少要十年。① ①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 年5 月1 日，载于《万岁》（1969 年），第677 页。发动群众一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标志着遍及全国各 校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加强。聂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北大支持1964年高 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员之一。她在这次运动中，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陆 平。她的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毛命令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然 后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市委的两位委员 及陆平，批评他们企图以强调学术内容来阻止北大开展文化大革命，限制群 众参加，缩小运动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那年春天，学校的政治活动仍集中在学术问题上。紧跟毛在1964 年春节讲话中提到的同一斗争路线，批评教育制度的势头日益加强。批判的 焦点还是集中在学校的课程、教材及政治学习上。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 辩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学术论战和学生作文的主题，而不看作是批评毛的社 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政治攻击。
聂元梓的大字报意义重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集中的政治焦点。大字报 是在6月2日发表的，紧跟在6月1日具有同样挑衅性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 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批斗对象与运动参加者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不能如期于7月举行的消息在6月13日宣布之 后，学生们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场运动上来。为使学校能进行文化大革 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新生入学要推迟一个学期。特别是要实行一种新的 招生方式，让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走进大学，可这又是一个权力问题。 资产阶级权威决不会做一丝一毫的让步。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宣称：“他 们是不斗不倒的，倒了还想爬起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 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党组织想继续控制这场运动。如第二章中所讲，6月初根据负责党的日 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少平的指示，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工作组在 大学里起了制造分裂的作用。他们试图抑制运动的发展，限制群众的参与和 防止发生暴力，把活动限制在各校园内。有些地方，工作组想把学校党的领 导人列在运动对象之外。聂的大字报发表后，学校党的领导人即受到攻击。 后来，工作组受到批评，被说成是“矛头向下”，保护少数，打击多数。工 作组还反对前几个星期表现最突出、对工作组企图干涉这场新生运动表示不 满的积极分子。
在六七月间，这种冲突还只是局限于校园里。但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对斗争对象的性质也缺乏统一理解。由于运动发展到党 外，发展到反对党组织，因此，由上而下的正常领导渠道被中断了。各省运 动的进展只能根据当地对各种信息的反应，如国家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还 通过“北京来信”，或从北京回来的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这类非正式的传播渠 道得以加强。
在北京，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在学校会议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在中学，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还关过“牛棚”。牛棚的含义并不是指“牲口棚”，而只是一个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对他们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他们被释放出来后要接受群众监督，被调离工作或“靠边站”，从事某种卑下的体力劳动。
在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组试图遏制和阻止运动的发展，这种行为最终使他们成为像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类造反派学生的斗争对象，这时有①800多学生因参加这种活动而被定为“反革命”。他们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严格的监督，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
这一时期，一些无党派学术权威也受到批判并“靠边站”。这些人是不费劲就能找到的靶子。在运动初期，那些被列为靶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有牵连，或者由于他们的右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为。这种人常被称为“黑五类”，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类时多时少，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后两年中，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在中国某些地方，他们是首批“斗争对象”。后来的运动仅仅反对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而以前人们只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唯一的斗争对象。
为了控制这场运动，工作组在每所学校都发动一些学生起来领导运动。
他们虽然不能说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也就是工人、农民、干部（特别是那些1949年以前入党的）、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些人被称为：“红五类”。这些学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学生，成了各个学校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领袖。
7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组时期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