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为中国实业翘楚的灯红酒绿的上海大都会已不见踪影。中国军队第五军
破坏文化设施。上海地区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市内林立着多所学校和文化出版机构，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不顾国际法对文化设施不得破坏之规定，竟丧心病狂地对这些文化设施进行攻击。
据战后的调查，单在吴淞一地，就有7所大学被毁，4000余名学生大半失踪〔7〕；在同济大学，电气间、生理学院、材料实验室、中学教授室及全部宿舍，正在建筑之中的中学教室以及大量由德国人捐助的价值不斐的医疗器械等，尽被日炮火击毁无疑，经济损失达120万元〔8〕，另有30余名工人和400余名学生下落不明；在原有350余名学生的商船学校遭日军炮轰后，学校成为一片残垣断壁，一半以上学生失踪；距商船学校不远的水产学校，也遭灭顶之灾，校内设施全毁，多名学生失踪，死伤人数无从统计。另外，中国公学、中大医院、劳大农院、劳大工院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失。
位于江翔路的复旦大学被日军占领后，所有的器物均被捣毁，子彬院、女生宿舍、卫生处等建筑物也被极大毁坏，特别是图书馆也被焚烧，大量珍贵书籍被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复旦大学附近的中央商学院也遭浩劫，学院资产全部被焚，在其图书馆中藏有中国宋、明版经、史、子、集及大量东西各国商业经济、会计、统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与各种商业、文学用书，均被毁坏，全校经济损失达104。7万元……
据事变后国民党教育部呈报的“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各学校问题的损失统计：截至4月1日受灾学校为：高等学校13所，损失652万8903银元；中等学校28所，损失186万0783银元；初等学校54所，损失28万8149银元；全市共有95所高等、中等、初等学校受损，共计861万7835银元。〔９〕抗战上海难民
除了学校，大量的新闻出版机构也遭损害，其中最令人痛惜的就是被称为“东方惟一的知识宝库”的东方图书馆和供应中华民族知识之粮食的商务印书馆的被毁。1月29日，日军向闸北连掷炸弹，炸毁商务印书馆总厂，将印书馆的房屋、馆内的的印刷器具以及一些寄放的书籍、字画全部毁坏。2月2日，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又被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内藏有工作人员穷尽二三十余年的精力搜罗的古籍善本包括价值100万银元的经、史、子、集千余种及各省府州县志，及各国的学术书籍，编译所中也有不菲的中文、外文图书，全部遭毁坏，仅这三处的经济损失就达1629万2395银元，其文化价值损失更不可估量。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为全世界人民所共享，更应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保护。同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曾经轰击英国的工业区和雷达站，甚至曾派千余架飞机从柏林直炸至英格兰，即便这样，二战结束后，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依然完好地矗立于大不列颠国土。同样，1944年，盟军轰炸德国时，将科隆市夷为了平地，但科隆大教堂依然保存至今。即便是后来美国对日本国本土的轰炸，很多城市均化为火海，但东京大学和神田书店区也未动分毫。连麦克阿瑟都采纳了哈佛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温纳教授的建议，不攻打日本两个文物最为集中的城市即奈良和京都，为感激温纳教授，日本甚至为其建了一座纪念碑。可见，日本并非不了解文明的价值。历史上，日本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鉴真东渡的故事记载了中日文化交流美好的过去。但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时，这个表面标榜文明的国度无疑扮演了一个“文化屠夫”〔10〕的角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概括的，它对人类文明的荼毒是跨越于这些数字之外的，也应该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必须铭记的。淞沪抗战上海西施公
富庶城乡血流成河（图）
上海事变 “街道上已经躺满了死尸，炮弹和子弹到处爆炸，枪声日夜不绝，战云已弥漫整个闸北，向来极为热闹的闸北火车站已变为战场的中心，轰炸机在半空盘旋个不停……它们在三百米的高空掷下炸弹来，被掷中的地点立即腾起一股火焰和黑烟。闸北变成一片瓦砾，巷战区域已经扩大到了虹口租界界线以内，整排的房屋都被炸坍倒，工厂都被炸毁……长满荒草的地上只看见成群的野狗和老鼠……”这是美国人霍塞在“一·二八”时期在上海的所见，并将这些以一个外国人的观感写进了《出卖上海滩》，成为在日军攻占上海滩的历史见证。
一、各大报刊的血证
当时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曾到战区调查，据他的报道我们基本可以想象上海当时的情况：市区的虹口，自老靶子路北至虹江路直至邢家桥一段全部被焚毁殆尽；水电公司至狄斯威路口高屋亦均被焚毁；麦拿里、永安里都遭炮轰倒塌；江湾路及六三花园全遭焚毁……
1933年曾出版了一册《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其中用大量珍贵的照片重现了“一·二八”时期的上海。本为繁华区的闸北、宝山路一带已经成为一片焦土，由宝山路至永兴路已是残垣断壁，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在郊区的江湾镇，街市、寺庙、乡镇机关、火车站、学校、居民住宅已尽被烧毁。《申报》登载：江湾镇东自大街万安桥起点，一直朝西延烧至花园弄口；新市路底起，朝北烧至大街北弄止，计被焚商铺百余家…… 被轰炸后的上海街道
被占领后的上海滩亦成为日寇们发泄兽欲的场所：
1月30日，曾有大批难民从战区逃往市区，半途中被日军所抓，日军将其中10岁以上的妇女全部奸污。
在江湾，日军闯入一杨姓人家，将在家的母女两人轮奸。在江湾的孟家寨，日军先将一批妇女轮奸，又把他们的四肢割断，接着割伤其身体其他部位，听任在地上辗转呼号而肆意狂笑。在殷行乡，一妇女因坚拒日军暴行，“被日兵以刺刀割破小腹，肠流于外，见该女未死，日军竟将其奸于血泊之中，直至该女气绝。”〔11〕
2月24日，唐山路士林小学的校长在敲门时引来日军盘问，随即胸前被猛戮数刀而死，随后，日军夺门而入，见到一名女教员，便强令她脱掉衣服，意欲强奸，该教员大声呼救，日军顿时恼怒，将其乳头割下，并向其肩头腋下猛刺，其残暴手段令人发指。
在占据嘉定之后，日军“见妇女或令脱除衣服，使之赤露，或系铃乳头，使在其旁往来奔走。各地驻扎之日军，时至附近乡村骚扰，见妇女必强行奸污，因此此乡村妇女有钱者多逃往上海，无钱而居家者，夜则匿居田野及柴草堆，昼则站立村边四望，遥见日军将至，即奔走远避，状态可怜”〔12〕……日军在“一·二八”事变的残杀行为毫不亚于九一八事变。在武昌路的三元宫从日军魔爪中逃出的黄包车夫阿发想起日军暴行仍心有余悸：“该处日兵20人，押着我国男女同胞约300余。对我男同胞备极虐待，勒令跪地，任意用铁棍毒击，被击者轻则血流满面，重则骨碎目突。更用雪亮犀利形如割稻用之镰刀，由颈项拉割衣服，直至小腹以下，因之有胸腹割破，肠流血涌，满地哀号而死者，为状奇惨。对我女同胞百般凌辱，迫令将全身衣服脱去在地面旋转，日兵则骑其背，挞其身，以为笑乐。有时兽欲大发，将妇女两手反缚凳上或柱上，轮流奸淫，稍一反抗，即被倒悬梁间，用小刀割去乳头，遍刺体肤，可怜我妇女求生不得，觅死无从，哀啼惨号，不忍卒睹……”〔13〕 被日军炸死1300多人
在丰田纱厂，工人因向厂家索要工资引发争吵，引来日军捕走13人，并将全部杀死；在江湾，日军闯入一家索要钱财，在翻箱倒柜仍无所获之后放火烧屋，将屋内祖孙三代全部烧死。
江湾镇方滨村的须根英老人曾满怀伤心地回忆自己一家10口人被日军杀害的情景：“那年正是正月半元宵节（公历2月20日）……节后听说我们家的七间房子被日本兵统统烧掉了……我们于正月二十二到广州人的花园中去寻，结果在葡萄树下发现有一堆尸体。两个人一对，面对面，用绳子缚牢，背都烧得弓了起来，但面孔还能认得出……那天被烧死的除我的公婆、叔伯、婶婶、侄女10口人外，还有我们家隔壁夫妇俩、延松家婶婶及金发（十几岁的男孩子）等14人……”〔14〕
在普陀，2月3日，槟榔路的民房内有几个人正在议论挖掘地窟避难的事，被日军听见，便破门而入，捕去10余人，严刑拷打致死，后在吴淞江里发现13具尸体；太平桥太东路一老年妇女，因行动不便，躲避不及，日军即用竹尖插其下身，被活活捅死；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曾经是很多中国人被囚禁之处，在他们的面部都用刀尖刺着“广州”二字，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如有不死的，日军就“将其头颅割下，置于花盆之中”，致使其花盆之中人头累累，使人目不忍睹。
据《大美晚报》记载，江湾地区已是“一片惨毒”，“入门处皆死尸”，“妇人弹从背后穿入，所穿棉衣为军刀刺透数重。儿童满身为子弹所射穿。乡农衣服之人，积尸满地，血染地面之上……日军焚毁屋宇之术精极，连一根火柴亦不妄施，跑马看台之下有焚余之尸体在焉。一尸满身涂油，焦黑而扑于地。其他累累者，看台之下皆也。登台远望，乡间房屋，火势方炽，红光熊熊然”。 上海街上到外都是尸体
据《申报》2月2日这一天的登载：虹口旅馆被日兵捣毁并捕走30余人，当场击毙6人。150余名华人被日军枪毙之后用数辆货车载去灭迹。大陆报代表在天潼路和吴淞路亲见日军捕获百余名华工作苦力，押解到日人俱乐部，恐性命不保……
2月5日这一天，日军司令部将已经被用刀穿透胸腹而死的一百四五十名华人装入麻袋运走；在黄埔码头，有30余名华人被日军逮捕，当场很多人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其中不少是孩子；日本便衣队伙同中韩流氓大肆抢劫，并纵火烧屋，烧毁铺面10余家；昆山路的东吴大学和江湾路持志学院也遭日军血洗，持志学院的餐厅、宿舍、礼堂、教室、图书馆等处均被日军焚毁，损失惨重，学校还有10余名员工被日军杀害……
一个日本军曹的供述（图）
日随军画家笔下的战争 下面是一个叫杉下兼藏的日本军曹对自己在“一·二八”期间所作所为的口供：
1932年2月我任日军混成第9师团卫生队第一中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长军曹时，于同年2月侵入上海。在复旦大学我看到日本天皇御用菊纹被踏在地下，当时我觉得侮辱我们，我决心在上海无论老幼都要杀掉，因此定了在上海要杀害100名中国人的计划。
1932年2月5日，我与山本曹长到上海复旦大学宿舍一老百姓家中，企图掠夺东西，发现两个小孩藏于床下，我亲自将一约7岁男孩摔死，将尸体投入河中。同日，在上海江湾镇与十九路军混战中，我亲自用刺刀刺死十九路军将士5名，并令部下刺死15名。
2月6日，在上海江湾镇阵地与十九路军交战时，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战士3名，命令部下刺死3名。
2月7日，在复旦大学内，将300余册书籍烧毁。
2月8日，在上海江湾与十九路军交战时，亲自用刺刀刺死5名，命令部下刺死了10名。
2月19日，于江湾镇陆家桥吴淞路东侧，正在看日军36连队在该村放火时，由此村跑出5个小孩，我用手打了其中4个，后将一约6岁的男孩摔死投入火中，其余皆向赛马场逃去。
2月21日，在上海江湾镇北16公里之白杨村南，我命令部下森田上等兵用枪打死失去联络的十九路军中士一名。
2月22日，在上海白杨村南侧运输日军伤病员时，发现有十九路军伤员3名，我用脚将他们踢下河淹死。
2月24日，我率领我分队士兵28名到江湾北方支援日军作战，我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15名。
2月25日，于同一地点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十几名。日伪时期的宣传画
2月26日，带领部下20名向江湾北之阵地与十九路军作战，捕获俘虏3人，亲自刺杀1名，其余二人由部下杀死，并掠获轻机枪6挺。
3月1日，于大场镇南约1公里小庙中收集伤兵时发现十九路军女兵2人，我用军刀将其杀死。在崔家桥战斗中杀死十九路军战士1名。
3月2日，于大场镇、真茹镇间公路旁的竹林子内，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伤兵3名，命令部下刺死15人，向前走时发现伤兵12名，亲自用刀刺死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