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接着，他们来到神皇父亲魏国先王武士彟的灵前祭拜，最后才轮到五方帝座。礼毕，圣母神皇登则天门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永昌。三日之后，她再度穿上衮冕礼服，驾临万象神宫，接受群臣朝贺，并于次日布政于明堂，颁九条政令训诫百官。五日，太后再御明堂，大飨群臣，结束了明堂落成后的首次布阵大典。整个仪式完全依据周礼拟定——这自然是太后为了纪念本家周朝远祖的又一努力，与众不同的是主持祭献的是身穿天子礼服的太后，而祭祀的祖先中赫然竟有太后的父亲！
“天子坐明堂”的古老礼仪终于重现于世，然而群臣叩拜的却是一个妇人，这多少有点让人不是滋味，嗅觉敏锐的人们已经感觉出明堂布政大典俨然如同太后的登基预演，奈何太后手段太过凌厉，刚刚结束的那场大狱人头滚滚血雨腥风的惨状犹在眼前，岂敢多言。纷纷上表庆贺，以示忠诚。曾经上书谏阻太后重用酷吏的陈子昂此时也专程奉上贺表，歌颂神皇 “至德配天，化及草木。天不爱宝，洛出瑞图；……陛下恭承天命，因顺子来，建立明堂，式尊显号，成之匪日，功若有神，万国咸欢，百灵同庆。”＇14＇这是明白地承认太后代子临朝得以承受天命的合法性了。
到底成王败寇。
近四十年铁血执政的生涯，太后已然将官僚集团的弱点看破，翌月又下令尊父亲为周忠孝太皇，母亲杨氏为忠孝太后，坟墓均按帝王的规格改称为陵，由武士彟起上溯四代均封为王，并特置官吏执掌武氏陵庙的祭祀，规格已与帝王无异。为了让人们逐步接受女性帝王，武后进一步提高母亲的地位，十月又下令重大祭祀活动除了高祖太宗配祭昊天，还需要祭拜窦皇后和长孙皇后配祭皇地，当然，就像忠孝太皇配祭李唐三圣，太后的母亲忠孝太后也同样配祭李唐诸后。由这里可以看出，武后此时已经拟定了新王朝的国号——大周，周唐一体的混合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于彼新邑，造我旧周。”她相信“大周”这个名号很快就会深入人心。
＇14＇陈子昂：《为程处弼应拜洛表》
按照古中国的政治传统，新王朝的诞生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及一系列的仪式。君权的合法性概括而言由天意和民心两大支撑点构成，谶纬预言天降祥瑞是前者，万民拥戴上表劝进是后者。王者承天命所归，民心所向，代上天来治理万民，必须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以示革命更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表明他是老板，现在轮到他来制定规则。然而天意渺茫，人心幽微，如何把无形无质的天意人心化为可见可感的社会潮流，则纯属技术活儿，所以这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表白又有另一个更为实际的说法：国家机器说穿了也就是暴力机构，天意可凭谎言编织，民心依靠武力钳口，所谓的天意民心不过是既成事实之下的宣传工作罢了。对于武后而言，她的行为原不为儒家正统所容，唯有别辟蹊径从制度外做文章，正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特别在意细节上的完美，每一个环节都务求功夫到家。审视她称帝及退位的全过程会感觉特别有趣，几乎可以作为探究僭主政权成败因由的典型范例。
每一朝天子上台都会改年号，易官制，但像武后更改得那样频繁的却实在不多。人们常归之于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客气了说也只能感叹皇太后的精力过剩，为什么不呢？生命那么长，总要找点事来做^_^ 然而武后的做法可能另有深意，她对于改易制度尊号的特殊迷恋，或者正源于她在制度名分上的先天缺陷。武后是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挑战者么？的确是。但不可忽略的是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传统下长大的，不可能不受影响没有自省。挑战与妥协，斗争与放弃，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面对正统观念伦理准则的力不从心，同样存在于她的身上。片面地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都让我们难以理解这个神秘的女人。所以，她一面表现为对官僚群体的整体轻蔑，骨子里却又对狄仁杰、徐有功等正人君子十分敬重。她叫面首去主持修建明堂，后面还不伦不类建一座更堂皇的佛堂，简直是对儒学的存心羞辱，但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非汤武而薄周孔，遇到大臣有关这方面的进谏，必定是以安抚为主。她一面大杀李唐宗室，甚至取消李氏作为皇族的资格，却在她改唐为周坐稳天下之后，仍然宣称自己的政权来自于唐高祖和唐太宗。这种矛盾性贯穿了她的一生，使武周政权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武后并没有割断和旧政权的联系，却也埋下了争斗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尖锐，终于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坍塌崩溃。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武后，无论怎样辉煌的成功也免不了有一丝悲凉的色彩，看着她以一己之力挑战人们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伦理准则，如此信心十足全力以赴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对抗着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如同在追逐着永不停歇的风。我们知道这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紫宸殿上的叱咤风云终会化为上阳宫里形影相吊的刻骨凄凉，然而走过的足迹不会消逝，历史终将铭刻她的名字，没有谁能够抹去。
武后现在一心想让“大周”成为新的图腾，想让人人都牢牢记住这个称号，作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她自然有无数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她选择的是最彻底的一种，让帝国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周”的存在。永昌元年十一月，圣母神皇再享明堂，大赦天下，宣布废除实行千百年的夏历，改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所有月份都往前推二个月。于是，永昌元年的十一月一日，便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元旦，所有的岁时节令都得统统换过。这次改正朔改得也真够彻底了，就连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重新洗牌。
天下大乱发神经。通行千百年的历法，如今全被换过，引起的混乱可想而知，但因为是诏令，不能不服从。再没有道理的事情，也能通过政令强制实行，一旦服从成为习惯，一切就好办了。就算龙椅上突然换成一位女皇帝，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吧，反正比这更荒谬的事情都发生过。或者这正是太后的目的，她满意地验证着自己的权威，在一片混乱中颁布《改元载初赦文》，历述神尧高祖、太宗、高宗的圣德，并称自己是大唐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天平地成，淳风享千年之运；乐和礼备，宝柞隆三圣之基。”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道赦文，也没有人注意到作为中介的傀儡皇帝睿宗已经被悄悄移走了。当然更不会有人去仔细推敲赦文的合理性，比如高宗遗诏传位的中宗到哪里去了，睿宗又算什么，太后代子临朝什么时候变成了直接承继三圣，因为太后的第二道冲击波又来了：改字。
改字的诏令发布于半月后，要求取代旧字天下实行，据说由侄儿宗秦客起草，太后审定。头一批改了12字，之后又陆陆续续地更改了一些，凡17字，称为“武周十七文”，也有21字之说。字数虽然不多，但都是 “天”“地”“人”“日”“月”“星”等常用字，突然要改起来还是蛮麻烦的。武后改字纯属政治需要，检验臣民的忠诚度，探究这些古古怪怪的武周文字背后武后的心态和政治目的，一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养活了无数专家学者^_^ 比如合“天下大吉”四字成为“君”字，要求臣民一心一意，于是用“一”＋“忠”合为“臣”字，欲享万世帝业合“千千万万”为“年”字，自认正统集“长、正、主”为“圣”字。
民间故事中的武后则显得更为人性化，对于字型图像般魔力的迷恋多过字义上的排列组合。有人说改字反映出武后的女权主义倾向，她不喜欢“天”字的字型看起来像一横下面有个四仰八叉的男人，仿佛只有男人才能称之为天，于是选用的新字型更像个穿裙子的女人顶天而立；有人嘲笑说改字反映出武后迷信到不可救药，想要称霸天下便硬生生地把“国”字里面的“或”改成“武”，又改成“八方”，以为这样就可以八方六合永世太平，没想到一字成谶，最后给人囚禁于上阳宫里正好面对着四堵墙壁……这就是武后，她的一举一动总会招来无数话题，引发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乃至人亡字废后千百年，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着她的传说。
按照武后的要求，全国上下书写行文都需要正确无误地使用新字，这当然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不过现在倒成了判断文物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如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人据此声称印刷术是他们的创造发明，然而经文中却以武周新字书写，中外学者由这一线索考证出这是武周后期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流入新罗，从而了结了这桩国际公案，也算是意外收获吧^_^
对于武后独创文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民国女权主义运动家张默君曾有诗称赞：“天马行空天运开，天教渊度倚惊才。大周文字分明在，独创千秋史乘来。”评价甚高。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武周改字毕竟有违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字的使用和流行，是社会整体约定俗成的契约行为，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强硬的行政命令虽可制约一时，却无法主宰社会潮流的前进方向。武周十七文在武后去世后即逐渐废弃，到了宋代人们已经难以了解实际情况而出现诸多揣测了。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看样子还会一直使用下去，因为书写中国历史便无法避开这个字，这个人：——曌。
日月凌空谓之“曌”，武后把新造的第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字也成为太后的专用字，禁止天下人使用。
古往今来，的确没有第二个人使用过这个字；它的出现和流传只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具有意义。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神皇武曌。
宣布改名为武曌的同时，太后也下令将诏书的诏改为制，因为诏曌同音，需要避讳。“制”其实也和高宗李治的治同音，但太后此时已准备代唐立周，故此并不顾忌。次日，太后接受了酷吏周兴的奏请，宣布取消李唐宗亲作为皇族的特殊户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女子登基为帝的理论依据。儒家教义严厉谴责女人执政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道家被李唐皇族尊为祖先，可利用程度有限，剩下的只有佛家了。这也并不容易，要知道那是初唐，就连观音菩萨也是男性造像（要说唐朝女子也真够NB的，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下居然活脱脱地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也改造成了女像），不过为了争取女主的支持夺得三教之首的尊号，全天下的佛教徒都在拼命翻书^_^ 搜索枯肠的寻章摘句终有所获，在武后爱郎薛怀义及法明等人的辛苦钻研下，将民间弥勒崇拜与佛教经文共冶一炉的《大云经疏》横空出世，从而解决了武后称帝的最后一道难题。
《大云经》的可贵，在于里面明文宣称有一位代表正义和善良的天女“净光”，将根据佛陀的预言化身为女王，统治万民：“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据说这位天女前生是国王的夫人，后又成为天女，再后当女王，最后成佛，为武后女主正位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按照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大云经》不过是走江湖卖假药出身的薛怀义，本着“有根据要上，没有根据制造根据也要上”的精神，伙同法明等炮制出来的，至少也有重新翻译，上下其手，大肆删改。其实《大云经》十六国时后秦后凉都有译文，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武周《大云经疏》的残卷，所引经文和后凉的译文并无二致，旧史说法偏颇，几可定论。陈寅恪先生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论述甚详，究其原因大约是此事与薛怀义有关，而面首一向不受史家待见吧。
因此薛怀义的神来之笔，不在于凭空炮制出《大云经》，而在于把民间流行的弥勒崇拜和佛教经文结合到了一起。自从汉明帝时白马东来，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至南北朝风靡一时，信者甚众，然而佛教义理幽微，能理解的主要还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信仰崇拜并不完全一致。譬如现在人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逢年过节庙里香火鼎盛，向观音祈求心想事成的数不胜数，但这些人并不见得都是佛教徒，知道佛教经文的就更少。这就是民间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