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不能这么干！”费迪反对说，“这个理论根本就是错的。”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反对功利主义的原因。尽管话听起来非常好听：‘最大的好处给尽可能多的人。’现在回到《老妇人的拜访》，你从中看到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你察觉到了有些东西被伤害了，而这些是不能被伤害的。可是你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每个人都察觉得到。”费迪说。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3）
“你说的非常对。”舅舅说，“如果人仔细考虑一下就会明白，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定：人不能被伤害。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人们称之为人权。美国建国的时候，这条规定第一次被写进法律里：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对追求幸福的权利都不应被损害。”
“这真的不错。人们真的在法律中写着，人应该变得幸福？”费迪问。
“至少，人们被允许追求幸福。至于是不是确实能得到，那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舅舅接着说，“这其中，人们发现还有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
“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尊严？”费迪问。
“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很多，”舅舅说，“尊严对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人不能像对待其他东西那样对待它。要尊重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可是在老妇人那部戏里人们就是那么做的。”费迪说，“他们杀了一个人，因为他们想得到钱。尊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出卖了它。”
“对，说得对。如果他们能仔细想一想，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明白，他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不管会得到多大的好处。”
“如果这个基本法律和人权是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制定一条世界法，规定全世界都要尊重人权？”费迪问。
“是的，确切地说，有这样的法律。”舅舅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目睹了整个残酷的事实之后，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写下了所有人权的解释。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遵守规定。”
“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不照着做呢？”费迪问，“不然，所有问题都可能解决啊。”
“是的，可以说是全部的问题。”舅舅说，“我这么说可能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还是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是什么？”
“嗯，比如，一些不同的基本权利相互抵触，不能同时实施。”舅舅回答说。
“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舅舅接着说，“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困在山上，你们都很饿，可只有你身上还有一块面包。如果你吃了，那他就要饿着，如果他吃了，你就要饿着。”
“那我们就平分这块面包。”费迪插话说。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人们身处其中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好吧，可以这么做。再假设你们非常渴，可只有一瓶可乐。”
“那我们就一起喝。”
“好，这也说得过去。”舅舅说，“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想去看电影，可只剩下一张票了，其余所有的票都卖完了，你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看下一场电影。”费迪说。他觉得这么刁难舅舅太有意思了。
“别再在例子上找漏洞了，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关于原则的问题。”
“是的，当然。”
“可能刚才的例子并不好。关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例子是，有两个沉船遇难者，可只有一个逃生的可能，一个人活下来，那就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死去。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遇到的时候会分辨不出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们称其为‘两难的选择’。安提戈涅和‘白玫瑰’当时的处境就是两难的选择。他们选择了道德的解决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选择比另一个更重要。”
“而这是《老妇人的拜访》中的人们本应该认识到的。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得到钱而杀掉那个人是错误的。”
“是的，当然。”费迪觉得高兴，因为他的看法得到了舅舅的肯定，“幸亏现实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者，并不多见。”
“这我可不能确定。”舅舅说，“有一种可能你一定知道。”
“是什么？”
“你一定知道那个关于被绑架的孩子的事情。警察抓住了那个绑架犯，可他怎么也不说他把孩子藏在哪儿。然后有一个警察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说就要拷打他。”
“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可一切都太晚了。对吗？”
“他供出了藏孩子的地方。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绑架犯被判刑了，可另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可以拷打或者威胁这个绑架犯吗？”
“是的，对这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罪犯来说，是的。”费迪说，“如果这么做可以对救出孩子有帮助的话。人们可以用一切方法。”
“目的高于方式吗？”舅舅说，“虽然这更符合我个人的意愿，但我还是觉得警察的做法不对。”
“可是如果他知道他这么做可以救受害者，那他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绑架犯坐在那里，而与此同时那个孩子正慢慢死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有些束手无策了。”舅舅插话进来说，“怎么做都有很好的理由。如果让我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我认为，对某人动刑拷问是伤害了尊严。而人的尊严对我们来说是最崇高的，因此没有理由对某人进行拷问。”
“就是对那个绑架并杀害孩子的家伙？”
“即使是他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是人。这恰恰是人的尊严特别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尊严，没有人可以伤害别人的尊严，对罪犯也不行。为了这条基本的法律，人们长时间地斗争过。这是我们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但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掉它，即使涉及到人的生命。”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有什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吗？（4）
“在学校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家也是。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个警察做的是对的。”费迪说，“我也这么认为。我对人的尊严还不能很好地理解。”
“我知道你的立场。”舅舅说，“对我来说，指责那个警察为救孩子想出的办法不对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认为人的尊严是不能被侵犯的。这可能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舅舅看起来有些无奈，“最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在所有简单的选择面前仔细考虑，对待别人的时候同样要考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必须自己好好想想。”
“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费迪想了想说。
“有什么奇怪的？”舅舅问。
“我经常想象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应该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可是很多人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英俊、高大，但他们确实是英雄。他们做了很伟大的事情，甚至为了这些事情而死。也许，做英雄不是要求有很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求有很高尚的人格。”
《谎言长着红耳朵》 第三部分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1）
他们都这样
——即使有一点点欺骗也是欺骗？
“我放了学直接去训练，你不用准备好吃的等我回来。晚上见。”
“你准时回家吃晚饭吗？”
“对，对，再见。”
家门关上了。现在是七点四十五分，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费迪跑下楼梯，冲出楼门。他飞快地跑向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昨天晚上，费迪和朋友迈克一起出去看新出的电脑游戏，回来以后他们俩就把自行车停在了房子前面。迈克走了以后，费迪的车还放在那里。他边跑边把钥匙掏出来。如果不想挨批评，他就要抓紧每一分钟时间。可是，车在哪呢？费迪呆住了。我把车放在这了吗？没错啊。就是放在楼门的左边了。右边是住在三楼的穆勒的停车架。他的车还停在那儿呢。这是一辆很大的车，安了两个儿童座。可是自己的车呢？记错了吗？绝对没有。昨天晚上就放这了。只有一种可能，车没了，车被偷了。费迪不知道有多生气，多沮丧。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那车可是新车。非常好的越野山地车。价格贵得吓人。这时候已经快八点了。费迪只能重新回到楼上去。
“怎么了？”妈妈看到他以后问，“今天上午没有课吗？”
“当然不是。我的车没了。”
“什么叫没了？”
“还不明白吗？就是不见了，被人偷了。”
“被偷了？你没锁车吗？”妈妈问。
“我当然锁了。”
“锁在我们的自行车架上了？”
“没有，就停在楼前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把车停在楼前面，你就是不听。”
“哈，说得对。”这就是典型的妈妈，车丢了，她却只能说这个。费迪接着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先骑爸爸的车去上学，我们中午回来见面的时候再商量。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警察。”费迪说，“这样就能找回车了。”
“我们中午再商量。现在赶紧去上学。”妈妈说。费迪骑车去了学校。所有的事情都那么不顺，他被语文老师卡内尔先生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因为他去得太晚了。整个上午剩下的事情，他的脑子当然只剩下一件事：他的自行车。他为买这辆车攒了很长时间的钱，还有一部分是爸妈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给的钱，当然舅舅给了很大的补助，不然他怎么也买不起这辆车。中午他和妈妈一起去了警察局报案。警察说，像这么好的车，丢了就很难再找回来。费迪听了非常失望。
“没有那么糟糕。”爸爸听了费迪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后对他说，“那辆自行车已经上了财产保险，我们会得到补偿的。你妈妈会给保险经纪人打电话的。”费迪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可是好景不长，从与保险公司的对话中，妈妈得知自行车丢失只在以下前提下才会获得补偿：1。不是夜晚放在大街上；2。锁在自家的自行车架上，或是锁在自家的院子里。费迪又被打击了。
“真不知羞耻！”爸爸晚上回到家听了妈妈的解释以后骂道，“真是典型的保险公司的做法。人们每年都要交保险费，可一旦出了什么事情，只要有一点小的差错，他们就不负责赔偿。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东西被放在没有人能偷到的地方，他们才会支付被盗损失。真要那样，他们根本就不用付钱！他们每年都提高保险费，用这些钱能造一座宫殿了。”
妈妈打断了爸爸的话说：“我们的保险经纪人说，只要我们不写自行车是放在外边的，那么不会有问题。他说别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寄来了申请赔偿的表格，警察那里我们也报过案了。”
“这非常好。”爸爸说，“我曾经考虑过这样做，正好他这么说了。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按他说的填表格吧。”
费迪正好走进来，听到了爸妈的谈话。他当然非常想重新有一辆自行车，可这么做不是欺骗吗？而且这样的欺骗可能会让人进监狱的。人能这么做吗？另外，这个谎言是舅舅说的必要的谎言吗？
通过掩饰得到钱是欺骗吗？
“什么叫撒谎？”爸爸说，“严格地说是有那么一点掩饰。可更主要的是，你想重新有一辆自行车，不是吗？”
“当然！”费迪说。
“你看，”爸爸说，“没有保险赔偿，你不能很快就得到一辆新的自行车。更何况并没有直接欺骗什么人。”
费迪当然想尽快得到新的自行车，但是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地方不对。也许他应该和舅舅夫里德谈一谈，费迪想。毕竟舅舅在买车的时候也出了钱，而且当他感到困惑的时候，总能从舅舅那里得到好的建议。
“真是胡来。”当费迪讲了他怎么和迈克一起回家，自行车在早晨怎么不见的，以及妈妈怎么说的以后，舅舅说，“你妈妈说的当然对，你不应该把那么贵的自行车放在外面。但是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要聪明些。至于你母亲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