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还旧债
作者：斯·茨威格
译者：张玉书
Dear Old Ellen：
我知道，相隔这么多年收到我一封信，你一定会惊讶不已。自从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差不多已经有五年，也许甚至有六年之久了。我记得那是你最小的女儿结婚时我给你的贺信。这次我提笔写信可不是出于这样庄严隆重的原因。我要把一次奇特的邂逅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的这种需要，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可是我在几天前碰到的事，只能向你倾诉，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写到这句话，我不由得停下笔来，暗暗发笑。我们当年还是两个稚嫩的十五六岁的少女，心情激动地坐在教室里，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互相倾诉孩子气的秘密时，不是也老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吗？”在我们当时的青春岁月里，我们不是互相庄严宣誓，一定把有关某个人的情况，一点不漏地每个细节都告诉对方吗？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往事，但是发过誓就应该始终有效。我要你看到，虽然迟了一些，我还是忠实地恪守诺言。
整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今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日。我丈夫作为主任医师调到R城的大医院里，搬家的事情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当儿我女婿又带着我女儿出差到巴西，把三个孩子留在我们家里。孩子们突然得了猩红热，一个接一个，我得护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还没有完会病愈，我的婆母又去世了。一切都乱了套，我起先以为，自己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可是不知怎地，这些事情让我耗去的精力心血远远超出我的想像。有一天我丈夫默默地端详了我一阵之后，对我说道：“我想，玛格丽特，所幸孩子们都已经恢复健康，你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了。你看上去疲惫不堪，你让自己劳累过度了。到乡下哪个疗养院去呆上两三个星期吧，这样你又可以重新精力充沛了。”
我丈夫说得有理，我承认我已心力交瘁，事实上情况还要糟。一有客人来，我便意识到这一点，——自从我丈夫在这里就职以后，我们不得不应酬大批客人，还得外出做客——客人呆上一个小时，他说什么，我就有些充耳不闻了。最简单的家务事我也常常忘记，而且忘记的次数越来越多。早上我得使劲强迫自己才能起床。我丈夫想必用他那清澈的、训练有素的医生眼光，诊断出我这身心极度疲惫的状况。我的确别无所缺，只缺少十四天休养。两周之内，不去想厨房，不去想内衣床单，不去想做客访问，不去想每天的琐事，两周之内，一个人呆着，只做我自己，而不是只做母亲、外婆，家庭主妇和主任医师的夫人。碰巧我居孀的姐姐有时间到我们家来，这样我不在家一切也都有人照顾，我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听从了丈夫的忠告。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独自离家休假，是的，我甚至事先就怀着某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希望这次全身放松会给我带来新的活力。我丈夫叫我在一家疗养院疗养。只在这一点上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他很周到，事先给我选定了一家疗养院，他和这家疗养院的院长是青年时代的朋友。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那儿仍有许多人，还有熟人，在那儿又要讲究繁文缛节，应对进退。而我别无所求，只求和我自己在一起，两周之内，看看书，散散步，做做梦，不受干扰地多睡一会儿。两周之内不打电话，不听收音机，两周之内，沉默无言，两周之内平静无忧地做我自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多年来我无意识地，别无所求，只向往这种完完全全的彻底沉默和彻底休息。
我于是回忆起我们婚后最初几年住在波岑的情景，我丈夫当时在那儿当助理医生。有一次，我们徒步三小时。爬到山上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市中心广场边上，面对着教堂，有一家乡下旅店。这类旅店在蒂罗尔很常见，房子用又宽又大的四方石块盖在平地上，二层楼上面是宽阔的、遮住全屋的木头屋顶，有一个宽敞的露台，这一切全被葡萄叶簇包围起来。当时正值金秋季节，葡萄叶簇像是殷红的可又使人清凉的火焰围着房子熊熊燃烧。旅馆左右两侧蹲着一排排矮小的房屋和宽阔的谷仓，颇像忠实的狗，而旅馆则敞开胸怀站在柔和的飘浮的白云下面，远眺前面绵延无尽的群山全景。
我当时站在这家小旅店前面，充满了憧憬，几乎像着了魔似的。你肯定知道这种情况：在铁道上，或在漫游时一眼看见一幢房子，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为什么不生活在这里？住在这里肯定会感到幸福。我相信每个人有时都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只要在什么地方你曾长久地注视过一幢房子，心里暗自产生在这里可以幸福生活的秘密愿望，那里感性的形象随着每根线条都会印进你的记忆之中。时隔多年，我还回忆起窗前红色和黄色的花盆，以及二楼的木头走廊，那里晾挂着的被单内衣，像彩旗一样纷飞飘舞；我回忆起涂了颜色的百叶窗，蓝底上涂了黄色，当中刻着小小的心型图案；我还回忆起屋脊的木梁，上面有鹳鸟的小巢。有时候，心情烦乱，我会突然想起这幢房子，想到那里去住上一天。我会以一种梦幻似的半清醒半混沌的状态这样想着，就像人家想像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样。难道现在不是实现这个几乎已经消逝的旧日愿望的最好机会吗？山上这座花花绿绿的房子，这家旅馆，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讨厌的舒适设备，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没有来访者和各种繁文缛节，难道这不就是治疗过分疲劳的神经的对症良药吗？正当我把这旅馆唤回记忆之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闻到了山风带来的浓烈、馥郁的芳香，听见了乡间悠远的牛铃的叮当声响。单凭回忆，我便第一次鼓起新的勇气并且精神振奋。这种灵机一动似乎是完全无缘无故地涌入我们的脑海，事实上是长久以来藏在脑中、潜入心底、等待已久的愿望突然放射出来。我丈夫不知道我曾多少次梦见过这幢多年前曾经见过一次的小房子。听我说起，先是微微一笑，接着就鼓励我向那儿打听一下。那儿的人回答，三问客房全都空着，我可以随心所欲，任意选择。我心想，这样更好：没有邻居，不用谈话，我就乘坐下一班夜车。第二天早上，一辆乡间的单驾小马车就带着我的箱子，慢慢悠悠地把我送上山去。
我发现一切都妙不可言，完全像我所能希望的那样。房间里配备了发亮的松木制作的简单家具，光洁明亮。没有别的旅客，阳台由我独自使用。从阳台上可以一直看到无边无际的远方。看一眼洗刷得锃亮，干净得发光的厨房，我这有经验的家庭主妇就知道，我在这里定会得到最好的伙食。旅店女主人是一位体型干瘦，态度亲切，一头灰发的蒂罗尔女人。她再一次向我保证，我在这里不用害怕会受到任何打扰或者任何来访者的骚扰。当然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村公所书记官、宪兵队长和另外几位邻居会到旅店里来喝酒，玩牌和闲聊，但是这些人全都轻声轻气，到十一点他们又都各自散去。星期天做了礼拜以后，说不定下午也会热闹一些，因为从山坡上，农庄里会有一些农民过来，不过我呆在自己房间里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白天阳光实在明媚，我无法久久呆在房里。我把随身带来的衣物从箱子里取出来，让他们给我一块上好的乡间褐色面包和几片冷肉，然后出门散步，踏过草地。向上攀登，越走越高。大自然的一切都敞露在我面前，细浪翻滚的河流在山谷里流淌，高山顶峰戴着白雪花环，和我一样自由自在。我感到阳光一直射进我的毛孔。我走啊走啊，一个劲地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一直走到阿尔卑斯山草地的最高处。在那里我摊开手脚，躺在柔软、温暖的苔藓上，伴着蜜蜂的嗡嗡声，山风有节奏地轻轻吹拂，巨大的宁静笼罩着我，我感觉到向往已久的宁静。我惬意地闭上眼睛，沉浸在梦幻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入睡，何时入睡。直到凉意浸入我的肢体我才醒来。已经快到黄昏时分，我大概足足睡了五个小时。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疲劳，可是我的神经和我的血液都已感到清新。我踏着坚强、坚定、富有弹性的脚步走了两个小时，回到我的小旅馆里。
女店主已经站在门口。她有些担心我迷了路。我已饥肠辘辘，她建议立刻为我做晚餐。我不记得几年来曾经这样饿过，便非常乐意地跟她走进酒店。这是一间昏暗低矮的房间，装有木头护壁，桌上铺着红蓝方格的桌布，让人感到舒适，墙上挂着羚羊角和交叉的步枪。那硕大的蓝釉砖砌的火炉，在这暖和的秋日虽说并没有生火，房间里却有一股舒适的固有的暖意。我看那些客人也很顺眼。一共四张桌子。宪兵队长，税务官和村公所书记官，围着一张桌子在玩纸牌，每人身边放着一杯啤酒。另一张桌旁坐着几个晒得黝黑的农民，他们强壮有力，模样粗野，胳臂肘支在桌上。像所有的蒂罗尔人一样，他们寡言少语，只是一个劲地吸着他们长把的瓷制烟斗。看得出来，他们白天干活很是辛苦，只想休息一下，实在太累，懒得思索，也懒得说话。这些农民，为人诚实，规规矩矩，看着他们那像木雕一样坚硬的脸，你会感到舒服。在第三张桌旁坐着几个马车夫，小口啜饮着烈性的大麦烧酒。他们也浑身疲惫，一声不吭。第四张桌子是为我铺设的。不久桌上就放了一大盘烤肉，我要不是吹了山风，饿得发慌，平时我是一半也吃不下去的。
我从房里带了一本书下来，打算在这里看看书，但是坐在这安静的房间里，置身于这些和蔼可亲的人们中间，很是舒服。他们在你身边既不打扰你，也不使你感到压抑。有时候门一开，一个金发男孩进来，为他父母来取一罐酒，一个农民进来，从我身旁走过，在柜台旁喝上一杯。一个女人走来，和女店主轻声聊天。女店主则坐在柜台后面，给她的孩子们或者孙子们补袜子。人来人往，悄无声息的节奏美妙已极，让你看了舒服，并不使你心烦。我在这种安适的气氛中感到心旷神怡。
我就这样坐了一阵，做梦似的，一无所想。大概在九点左右，门又打开了。这一次可不像那些农民进来，慢悠悠地安详地把门推开，门被突然撞得大开。进来的那个男人，不是马上把门关上，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门坎上，似乎还没完全下定决心，是不是该进来。然后他一甩手把门关上，比别人关门的声音要响得多。他环顾四周，用低沉洪亮的声音说了声：“上帝祝福诸位，先生们。”向大家问好。这声音有些做作，不像农民的问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在蒂罗尔的乡村酒店里，人们问好，通常是不用城里人说的“先生们”的。事实上，这个花哨的称呼似乎也没有激起酒店里的客人们多少热情。没有人抬头看他，女店主安安静静地继续补她的灰色毛袜，只有马车夫坐的那张桌子旁，有人不冷不热地轻轻咕噜了一声“上帝祝福你”作为回答。这句话在蒂罗尔也同样可以含有“见鬼去吧”的意思。这位怪客的奇特之处，似乎谁都见怪不怪。可是这陌生人并不因为这不友好的接待而变得手足无措。他以庄严的姿势，把他那稍稍嫌大，丝毫不像农民戴的帽子慢慢地挂在一只羚羊角上，帽沿因为常戴常脱已经磨烂，然后他挨桌打量，犹豫不决，不知该在哪张桌旁入座。没有一个人开口向他发出邀请。打牌的三个人正以引人注目的热忱，热衷于他们的纸牌。坐在条凳上的农民一动不动，根本不打算挤一挤，腾出位子。而我自己也被这位陌生人古里古怪的举止弄得很不自在，惟恐他喋喋不休地饶舌，急忙把我的书打开。
陌生人没有办法，只好迈着显然有些沉重的，不大灵活的脚步向柜台走去：“来杯啤酒，美丽的老板娘，泡沫喷涌，鲜美爽口。”他相当大声地要了酒。这个夸张激越的古怪声调又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蒂罗尔的乡间酒店可不是用这种文绉绉的腔调说话的地方，这位当了老奶奶的老实巴交的女店主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勉强配得上这样的奉承。果然如我预料，这个称呼丝毫没有对她产生特别的影响。她不答话，拿起一个陶制大肚子酒杯，用水涮了一涮，拿块布擦干了，从桶里把酒杯装满——不算不客气，可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隔着柜台，把酒杯推到客人面前。
挂在链子上的圆形煤油灯恰好在柜台前面，悬在他的头上，因此，我有机会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奇特的客人。此人看上去大概六十五岁左右，身体已经发胖。他�